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特色

　　韩非，史称韩非子。东周战国末期韩国人。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233年之间。他本是一名韩国贵公子，自幼从师于荀卿，研习“刑名法术”之学。为人口吃，不善说道。他看到当时的韩国贫弱，曾多次致书韩王，陈述富民强国之道，但没有被采纳。他“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之士不容于邪枉之人，观往者得失之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不衰。“矛与盾”(《难一》)、“守株待兔”(《五蠹》)、“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韩非子》寓言故事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广为流传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独立性、现实性和寓言群特性”艺术特点密不可分。

其一，《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可以说，寓言故事是设喻说理的寄托平台。韩非的寓言常蕴含着深刻明切的哲理 ，他可以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成语“自相矛盾”出自寓言 “鬻矛与盾”(《难一•难势》)，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为真。韩非对于逻辑性有着严密的要求，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此外，韩非的寓言故事还体现出朴素辩证法思想。尽管《韩非子》中有过分强调对立、斗争绝对化的意识倾向，但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他也用朴素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耳熟能详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但韩非的历史观也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其二，《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韩非寓言故事具有独立性，并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寓言在《战国策》、《孟子》等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充当说理论辩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到了韩非手里,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 内外储说 》、《说林上下》即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韩非寓言故事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细节丰富，显示出高超的文学技巧。 自从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就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学意味。著名的“和氏献璧”故事，曲折感人;“造父御马”则描绘出造父是专政制度最佳辩护的人物形象;“郑袖劓美人鼻”，写出郑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口蜜腹剑，手段毒辣，故事情节曲折，宛如一篇短篇小说，而且人物形象鲜明。笔者认为：“韩非子寓言故事集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反映了韩非子的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

其三，《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取材方面来源于现实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孔子的形象在《韩非子》中改变了一贯的儒者面目。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是一个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都具有讽喻现实的意味。 题材的平实并不意味着韩非寓言故事在艺术上的平淡，相反，作品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利用寓言故事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淋漓痛快。又如“夫妻祷者”，写在金钱的驱使下夫妻各怀异心;“卫人嫁子”写卫人千方百计聚敛财富，连女儿的爱情幸福也成了牺牲品。这都体现了作品幽默冷隽、针砭时弊的艺术特点。

其四，《韩非子》的寓言故事还有一定的逻辑性。

如《说林上》“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内储说下》“晋文公宰人上炙而发绕之”等篇，主人公通过机智巧妙的争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故事情节跌岩起伏，富于戏剧性，这些故事与《韩非子》其它那些逻辑周密的驳论、论证文很是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五，寓言群”形式是《韩非子》寓言故事的又一特性。

如《内储说上》的论述中心是“七术”，即国君用严刑峻法和各种权术来驾驭群臣的七种手段，为此韩非用了四十九个寓言故事来晓喻“七术”的内容。《内储说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国君统治必须了解洞察的六种隐微难见的事端，也用了五十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现，说明寓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开始脱离散文母体，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和申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他收集、整理和创作寓言是为宣传他的法制思想服务的，体现了其法家的思想。在《外储说》四篇中，使用寓言一百一十多个，从二十个方面宣扬了封建专制的法制和权术，成为中外寓言史上罕见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