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讲义 经典的熏陶

导语：方法运用得当，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方法不对，将导致南辕北辙。以下是小编分享的三字经讲义 经典的熏陶，欢迎大家阅读!

所谓经典的熏陶，首先要明白学习的次第，即学习方法。方法运用得当，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方法不对，将导致南辕北辙。大家知道，一百年以前的传统蒙学注重读和背，就是在童蒙时期导入经典背诵。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好象违反了儿童的天性。但是，古人没有多余的顾虑，只知道循序渐进地学习。有一次，我在安徽绩溪参观了“紫园”，紫园面积万余平方米，采撷了自元朝以来的徽派建筑。紫园的房子都是从民间收购得来，再重新组装完成。当我与紫园主人交谈之后，对于园主的朴实无华与娴熟入行深表感佩。我想，房子的雕刻分布尚且如此绝伦，更何况是经典的学习，修身的常道呢?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这一节讲儿童开始读书时，须从训诂与句读入手。训诂是指通晓古代典籍文献和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辞书以及前人的注释来帮助自己理解词义。但是，初读书时也可以不求甚懂，但必须把字音读准。句读(dòu)，就是对文章进行断句。古代的书籍竖向排列，没有现代通行的标点，读者必自弄清每句话的停顿，所谓成文语绝为句，语未绝而点分之，谓之读。譬如《论语·子罕第九》：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有两种句读方式：(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2)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第一种句读解释为：“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杨伯峻)第二种句读解释为：“孔子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钱穆)第一种断句把“与”训为连词。第二种断句把“与”训为“赞与”。可见，句读不同，不仅诵咏不同，意义也不同。现在我们看到的古文，都经过了现代印刷的重新排版，在句读方面有了基本的共识，甚至于也有大字拼音的经文读本，这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下一步就要背诵。童蒙阶段的背诵是记住原生态的东西，大学阶段的思考理解则是思想的生发。可以看到，现代人在忽视原生态记忆的同时，一些怪力乱神的文字就很容易的跑了出来，甚至于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后，连手写文字也横竖不成。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除了基本的词义以及句读以外，接着要知道学习的顺序。训诂、句读等属于小学阶段的学习，其次是大学。朱熹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又谓：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第十四》)

章太炎《小学略说》曰：“《大戴礼·保傅篇》：‘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小艺指文字而言，小节指洒扫应对进退而言。大艺即《诗》、《书》、《礼》、《乐》，大节乃大学之道也。”由此可以看到，朱熹对古代的大学进行了创化，使《四书》成为大学阶段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但在《四书》之前，学者实已经过了童蒙阶段的扎根教育。这时，读和背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读，就是放出声来。背，就是收起心来。一收一放，有的放矢，经典的力量就能慢慢地生起作用。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论语》为语录体著作，每一篇均有其完整性，篇中各章，亦有其连贯性。在物欲横流的今日重读《论语》，其意义不亚于科举时代士人进入国子监去学习。自古至今，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无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些根本的价值却是不能改变的，甚至应当加以继承弘扬。譬如“君子”一词，原指统治者而言，但孔子却将之转换为有自觉担当的人。这样，原是对统治者尊称的“君子”却因其人格修为而具有普世性。换句话说，虽有统治者的地位，但没有君子的修养，也不以君子称之。反之，虽是一位平民百姓，却有很好的才德修养，就被尊为君子。但现代人对于“君子”一词往往不敢正视，而是作为反话正说来讽刺，足见价值的消沉。从这里看，也暴露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缺乏青翠欲滴的风景。但是，美丽的风景不会因为天气不好而变丑，孔子当年的言谈，即使经过了千年的岁月也还句句珠玑。感发的力量，本性的澄明，不断地昭示着后来者的心灵。君子的风范，犹如岁寒的松柏，天上的浮云，流动着刚健清新的精神。孔子的这番精神，是从好学开始的，好学可以打开固有的仁心，并在家庭及社会实现孝悌与礼乐的生活日常。但是，现实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附加值，随时可以把人从常规诱于迷妄。因此，直心无欺，持志不移则成了个人精神世界的内明，而圆融悦乐的生活日常，则又属于此一精神的投射。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七篇浑然一体，有连贯，有独立。试言之：《梁惠王》第一，以“利义”之辩开启了王道之政的新篇章;《公孙丑》第二，以“浩然之气”的修养描述了生命的关怀;《滕文公》第三，以“性善”的修为同异端辩论，重视士的操守;《离娄》第四，回到文化的源头，企图建立心中的自觉律，恢复公共理性——规矩;《万章》第五，讲述天命孝心以及士的精神，提出吏以治国，孝以平天下;《告子》第六，以“性善”之辩开篇，使大家经历了一次生命之旅，“大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尽心》第七，“天命”的思想再次与文化的源头活水交汇，存其心，养其性，修身以立命成为改变命运的方法。读《孟子》一书，其沛然勃发的文气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孟子心性深处的博厚雄强，由此可见一斑。孟子称自己是“私淑”孔子，“讲道德，说仁义”，是接着孔子说。比照《孟子》与《论语》，觉《论语》祥和，《孟子》雄秀，而《论语》多曲线，《孟子》多直线。所谓规矩方圆，全在这两本书里面。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中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所作。简单而言，“中”是最核心的东西，“庸”是最日常的东西。如何在日常中将最核心的东西化用出来，是为中庸思想。古人认为，不偏叫做“中”，不变叫做“庸”。其实，要做到不偏不变几乎不大可能，因为人是活的，事物是变动的，但是，中庸提醒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如此而随波逐流，反之，必须培养自身察变制衡的能力。首先，要安顿好自我的情感;其次，要以至诚之心包容万物。正如在“四方”一节谈到的，从 “中”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生命既有其独立性，又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着。同时，中庸的思维像是一个球，是既圆满又缜密的立体思维，处身其中，不敢妄动，又无所不动。这的确是非常微妙的哲思与准则。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大学》为曾子所作。曾子的父亲曾皙，名点，也是孔子弟子。孔子曾问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之志，最后孔子说：“吾与点也。”也就是赞同曾点之志。曾点之志，说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安居乐业，就是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子，孔子评他为“鲁”，也就是说他偏于笨拙，但曾子肯下工夫，注重实践，可以说行有所得。《大学》一文，提出三纲、七证、八目，阐明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描述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纲要。我们在当下的生活读中《大学》，也显得意义非凡。在我看来，大学之道讲大人生的经营和管理。经营的目标是至善，管理的范围有三：一、独立世界的生命;二、血缘关系的生命;三、公共空间的生命。对于生命的经营和管理，离不开个人的修身。修身，是在独立世界的生命中每个人应有的严肃，此乃人的心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需要担当起这样的心性，也就是明明德。在明明德之后的亲民，使我们从独立世界的生命中回到了当下，进一步在血缘关系的生命以及公共空间的生命中经营人生，即齐家、治国、平天下。面对生命的思考，大学之道将“生命”与“生财”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的面前。德本财末或者以义为利的理念，使我们又回到了独立世界的生命中。思想经历了这样一回合，就叫格物致知。于是，在“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内明中，生命的意义不断溢出;在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中，东方文化的智慧不断地给人新的启示。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这一节在《四书》之后谈《孝经》。为什么《三字经》把《四书》列为首读的书目呢?我想，这与朱熹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大家知道，朱熹后半生致力于《四书集注》。《四书》的重要性，在于呈现一个完整的原始儒家的人格思想。原始儒家对人伦秩序的维护，以及道德力量的培养，足以影响人类的生存，由此可见《四书》的重要性。一个人若能着力于《四书》，在其将来的为人处事上也就有了相当的根基。这个时候，如果想再进一步学习的话，就可以接着读《孝经》，其次才是《六经》。

《孝经》的思想本于“孝”，认为孝是所有德行的根本，教从孝而生。古人的这个思想，与前面“九族”的人伦结构紧密相关。从家到国、天下，则出现了《孝经》中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提出的不同要求和相应的规范，这与各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孝虽有其顺的一面，同时也有劝谏的一面。《孝经·谏诤章》指出，“故当不义则诤之。”可见，孝是对正义的持存。这样，才不会因一味顺服而破坏了稳固的人伦秩序。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四》)总之，实践“孝”是天经地义的，但要防止愚孝，更要注重孝的对等性，独立性。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这一节接着说《六经》。《六经》也叫“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的《乐经》，亡佚于秦火。汉武帝时，设 “五经”博士，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宋明又增添《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参《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李学勤《经史总说》，第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十三经》中，《尔雅》只是经书训诂的汇编，属于上面所述的“详训诂”。由此看来，《三字经》的作者在为学的次第上主要是沿着儒家《十三经》的路子走下来。即便如此，读书却不可贪多，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去。无论《四书》，或是《六经》，学习的方法是守着读和背，令其熟透于心，了然于胸，而不只是静静的看，徒生许多烦恼。如此，再加反复体验，一心实行，就可以慢慢契入境界。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上一节讲《六经》的名目，这一节开始讲《六经》的概况。《易》有《连山易》，相传为夏代的易书;《归藏易》，相传是商代的易书，再来是《周易》。《连山》、《归藏》据传在汉初亡佚，而《周易》则流传于世，所以历代研究者甚巨。《周易》包含了三个大原则：一、变易、二、简易、三、不易。基于对阴(﹣﹣)阳(一)的认识，人们认为天地万物各自呈现出阴阳的本质，“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阳性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阴性这些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世界就是在两种对抗性的物质势力(阴阳)运动推移之下孳生着、发展着。”(任继愈)可见，宇宙中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变化的现象必然错综复杂，但归约起来，无外乎阴阳的交感，其外，产生阴阳的还有一个东西，这就叫做“道”，这个东西始终不易。阴阳的不同组合，产生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八卦两两相重，便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每一卦的内容包括卦名、卦象、卦辞、爻辞，可以看出，《周易》中阐释问题的方法是立象与立言同时并行。其外，每一卦的卦辞、爻辞之后，还有《彖传》、《象传》等对卦辞、爻辞的解释。最终，将每一卦所象征的天道与人道相配。例如乾卦：“天行健(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其他各卦都是如此，体现了人法天的智慧。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据刘起釪先生的观点，孔子教学的课程只有《诗》、《书》、《礼》、《乐》四门，而《礼》、《乐》二者是在课堂外的实习课，课堂上的教材只有《诗》、《书》二门。到孟子、荀子时，儒家课程才增加了另一部史书《春秋》，到《礼记·经解》所记，又增加了一部占卜书《易》。(《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刘起釪《尚书说略》第30、31页)

本节说的是孔子当年教授的课本之一《尚书》。典、谟、训、诰、誓、命是《尚书》的文体。典是帝王事迹的记载;谟是臣下的奏议;训是国王对臣民的训词;诰是君臣之间对国家大事的讨论;誓是出征时的誓词;命是朝廷诏令。《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今文尚书》是博士伏生(名胜，济南人)在秦始皇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壁间，西汉初年时取出，同后来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一篇《泰誓》相合，计二十八篇。此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古文尚书》是在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毁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壁间发现用蝌蚪文写成的《书》的竹简，经孔安国校读整理，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此书至魏晋时亡佚，连石经也遭毁坏。现存的《古文尚书》，是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所献。该书把汉初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析成三十三篇，又从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另新撰《泰誓》三篇，凑成了西汉学者刘向、郑玄所称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隋唐学者对这部《古文尚书》深信不疑，但宋儒对此书提出质疑，到清代时，被断定为伪书，故后人称之伪《古文尚书》。不过这部书当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史料，是商周的珍贵文献。(《中国大书典·尚书》262页)如尧舜禅让、夏禹治水、商汤伐纣、盘庚迁殷、武王伐纣、周公动迁等事迹，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为我们保留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记忆。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这一节和下一节介绍《礼经》。本节介绍的是《周礼》。儒家的《礼经》有《三礼》，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原名《周官》。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始于西汉刘歆。后来，又有作于西周、春秋、战国、周秦之际、汉初以及认为是刘歆伪造等说法。(《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彭林《<三礼>说略》)《三字经》的作者采用周公作周礼之说。周公旦是武王的弟弟，辅助武王伐纣，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又代成王摄政，到成王长大之后，再还政于成王。孔子对于周公感佩之至，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有德有位，制定礼乐以安天下，孔子有德无位，阐释礼乐以文化为己任。

《周礼》共六篇，六篇的布局有明显的“以人法天”的思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每官各下辖六十官，共三百六十官，象征周天三百六十度。故“周官”一名，当为“周天之官”之意。《周礼》的官职体系相当详密。六官分掌宫廷、民政、宗庙、军事、刑罚、营造。每官之内又有分工，是一宏大的官制体系。(《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彭林《<三礼>说略》)简言之：

天官以冢宰为长官，天官冢宰百官之长，总理政务，如后世的宰相。

地官以司徒为长官，掌理土地制度、耕作技术、山泽开发、商业管理等。

春官以大宗伯为长官，掌理礼制、祭祀、历法等事情。

夏官以大司马为长官，掌理军事。

秋官以大司寇为长官，掌理刑狱。(参《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辞书书版社，1998年12月)

冬官以大司空为长官，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建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

可以看出，六官的设计体现了基本的管理模式，可以吸纳各种人才，包括个人的修为，亦将在这体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孔子教授学生的科目有诗、书、礼、乐，《礼记》的“记”，是后学在学习礼的过程中对礼的解释，发挥和说明。也就是说，“记”是属于“经”的辅助资料。前面所说《周易》中的《彖传》、《象传》，就是对经中的卦辞、爻辞进一步解释。又如《春秋左传》，也是“经”、“传”合一。其中，“经”只简单地记录时间与事件，“传”则进一步记其事。《礼记》由“记”升为“经”，始于“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3页。)另外，郑玄在《六艺论》中指出西汉戴圣编《小戴礼记》，戴圣之叔戴德编《大戴礼记》。一般认为，《小戴礼记》即《礼记》。但也有更为慎重的观点，认为“是经过诸儒不断努力以及时间检验，然后才得以形成，并非一人之力所能为功。”(陈克明著《群经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0页。)

《礼记》的内容驳杂，体例不一，但包罗万象，是人们研究先秦儒家及秦汉思想史的可贵资料。像“大同世界”、“小康社会”为《礼记·礼运》所阐发的思想。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则出于《礼记·学记》篇。梁启超认为，《礼记》为青年不可不读之书，而又为万不能全读之书。并列出精读与选读诸篇，其中精读诸篇为：《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礼运》、《王制》。其外，朱熹主张《礼记》要兼《仪礼》读, 《仪礼》作为儒家的“经”,反映了上古贵族的生活规范，而《礼记》则接着阐明了其中的道理。总之，“三礼”是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以“三礼”为教又为古人之生活日常。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这一节介绍《诗经》。《诗经》本来叫《诗》，又叫《诗三百》，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括三百零五篇诗;另有六篇有目无辞，叫做“笙诗”。有人说 “笙诗”只是笙乐的名目，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也有人说“笙诗”是用笙伴奏的诗，本来是有辞，后来失传了。究竟哪一种说法对，现在也不能确考。总之，《诗经》中实际存在着三百一十一个题目，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中的诗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编排起来的。其中《风》有《周南》、《召南》、《邶风》、《墉风》等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小雅》和《大雅》，《小雅》实际是七十四篇，外加六个“笙诗”题目;《大雅》则有三十一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有三十一篇，《鲁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诗三百篇”本来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风”、“雅”、“颂”也就因乐调分类而得名：所谓“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也写作“夏”，是正的意思，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调，在周人看来这是“正声雅乐”(有别于各地的土风)，而用这种乐调演唱的诗歌就归入“雅”的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收入这一部分的诗歌当然也用于祭祀;至于祭祀用的舞曲为什么叫做 “颂”，则有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颂”通“镛”，“镛”是大钟，这种舞曲因为用大钟伴奏所以叫“颂”;另一种解释是“颂”有形容的意思，这种舞曲因为用来形容赞美祖宗的功德，所以叫“颂”。(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诗经》的句式一般为四字，非常的洁净，读的时候若适当拉长字音，会变得很有意味，且富音韵之美，“当讽咏”的意思，就是在音乐般的旋律中背诵。读《诗经》起码有两个收获：一、理解人类的共同情感;二、感发诗意的思想睿智。如读《常棣》一诗，可感兄弟情亲;读《蒹葭》一诗，可喻怀人之远。而孔子读“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则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子贡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则从贫富之象入礼乐之境。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感情的抒发亟需智慧的羽翼。有智慧的感情，莫如讽咏《诗经》。古人认为，诗教能使人温柔敦厚，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关于《诗经》的形成，有两种说法，一为王官采诗;一为孔子删诗。研究者认为“孔子删诗”基本上不可信，对于“王官采诗”也提出了怀疑，但只是破而不立。所谓“采诗”，据汉代人说，这是由上古时代传下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保存着。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民歌民谣，以便了解民情，察看政治的得失。由于长期坚持采集所以就积累了大批的诗歌。(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

《诗经》中的作品，就创作年代来说，上下相距五六百年。由于东周后期社会动荡，周王朝已无力再采集诗歌，当时，社会家庭的伦理已经出了很大的偏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于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作《春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的笔法，寓褒贬于文字，分别了善恶的不同。如《郑伯克段于鄢》，由于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没有教好弟弟，有杀害弟弟的意图。不写共叔段出奔，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春秋笔法，实际上是孔子“正名”思想的延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 子路》)庄子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但在孔子看来，名与实是合一的。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自己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从《春秋》的“经”来看，它是一部颇为简略的大事记，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中周朝和各诸侯之间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文字极简略，所以很难了解这些事件的梗概。这就出现了解释它的《公羊传》、《左传》和《谷梁传》。

综合“六经”之教，有必要转述今人关于《礼记·经解》篇的一段释文：“为人既能温柔敦厚，又不愚昧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为人既能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洁静精微，又不迷信害人，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为人既能属(zhǔ)辞比事，又不乱加褒贬，那就是深于《春秋》教的人了。”(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9月，第728 页。)

以上，是关于四书五经的简单介绍，就是古人在童蒙阶段读与背的内容。如清代学者戴震，“性强记，《十三经》之正文与其注，无不能背诵。”(吴枫、宋一夫主编《中华儒学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8月，第1162页。)对比现代学校的教育，在童蒙筑基的阶段，却要花许多时间应付繁重的课业，一天到晚，唯分数的高低是瞻，良可叹也。反之，古人在六岁时受塾师的教诲，连续九年时光，就把四书五经全背下来了。所谓“三更灯火五更明，正是男儿立志时”。前面三年，基本上把学习的心定了下来;第五年，有了广博的基础;第七年，一般就小有成就，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了;第九年，就可以触类旁通，而且主体力量充足有力，可谓“大成”了。所以，朱熹在21岁的时候，就能重建白鹿洞书院;孔子在30岁的时候，就能设馆授徒。再看看现在的教育，用了大把大把的时光在学校里，也才学得了一点点知识，至于受用一生的人伦道德，并无建立，走出校门后，又免不了沦为赚钱的工具，生活缺乏诗意。但古人不必如此，读了书，有真学问。他们的人生，在“稻粱”之外，还有精神与理想。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这一节讲读完儒家的经典之后，进一步可以读子书。读子书的方法，可以不像读经书那样背诵，但应当把有用的资料即刻抄下。换句话说，就是用札记代替背诵，但札记要抓住要点，记住其主要内容。撮，摘取要点。

中国的古书，终其一生也难以读尽，但作为一名读书人若能先从儒家经典及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书扎下根基，必可举一反三，事半功倍。至于子书，可以看成是源头之水——“经”的分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外，还有记载历史的“史”，以及诗文类的 “集”。那么，面对如海洋般浩瀚的书籍，读书而不被书读是很重要的。如以背诵的方式读经，以札记的方式读子，这其实是精读与泛读的不同做法。精读的阶段，如咬核桃，无论如何也要使足力气，待咬开一个缺口之后，后面的自能慢慢跟进，包括史书与集书，也会慢慢有得于心。但如果没有“经”的根基，面对古代书籍，大约也是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了。这就如同一个不知四方与“中”的普通人，待其进入故宫，只要看到那许多的门，头脑也会开始发晕。究极而言，读经的目的在于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读子的旨趣，贵在参与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记住了王岳川先生的一句话：“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时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怎样生?怎样思?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的意义。”(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7页。)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这一节指出子书中重要的五家：荀子(名况，著有《荀子》)、扬子(名雄，著有《法言》、《太玄经》)，文中子(王通，著有《文中子》)、老子(李耳，著有《老子》)、庄子(名周，著有《庄子》)。

荀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人学”思想，但他主张性恶论，因此，人必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致“善”;扬子继承发扬了孟子仁政学说，但善不足，而恶有余，因此，人必加强道德修养;文中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其外，则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及庄子。

总之，学习的方法应以儒家的经作为主体，再辅以子书的探讨，进一步可以培养学者“执一而权变”的智慧。下面进入历史的还原，扫描兴衰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