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讲义历史的还原

导语： 《三字经》自诞生以来，迅速成为启蒙的首选教材，原因就在于它以最简练的语言表达了最丰富的文化历史，从中又体现了人性的深情关怀，加之三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琅琅上口，所以广为传颂。以下是小编分享的三字经讲义历史的还原，欢迎大家阅读!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本节说明在具备了儒家经典的根基与诸子百家的睿智之后接着读历史，读史书起码可以考察朝代更替的缘由，明白事物发展变化的终始道理，进一步弥补阅历的不足。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澜，大波也。也就是说，载入史册的不乏大事件。表面看来，那些历史事件离我们每个人似乎很远，但我们不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必须厘清一个事实，也就是一个人在读经明子之后，已经从一个“个体”进入了一个“天下”，虽然，他还是他，但个体生命的觉悟足以产生天下生命的认同，天下生命的认同又足以产生历史生命的归属。因此，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历史文化共同构成了历史生命的长度、厚度以及精神。这样，读史就成了连接过去与将来的生命延续。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史”也就成为“经”的具体实践。简言之，悠久的历史与个人的当下息息相关。下面，简要介绍各个朝代的递变。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这一节说明中国的上古史开始于“三皇”。“三皇”有多种说法：(1)天皇、地皇、人皇;(2)伏羲、神农、祝融;(3)伏羲、女娲、神农;(4)天皇，地皇、泰皇。如此看来，本节所指三皇，可谓第(5)，即伏羲、神农、黄帝。伏羲氏，亦作庖牺氏。传为能驯服牺牲，或说其作网罟而事佃(tián)渔。属于游牧时代或渔猎时代的酋(qiú)长;神农氏，亦称烈山氏。传说为农业和医药的化身。神农又称为炎帝;黄帝大概为炎帝的后辈，黄帝先是战胜了炎帝，接着禽杀作乱的蚩(chī)尤，代神农氏，进而平定天下，后被尊为中华各民族的祖先。我国的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民国纪元(1912)前2753年，自此以上至唐尧元年，尚有1390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143年;三皇之世，距今就有5000年了。(参吕思勉《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从史书上看，上古历史含有较多的神话及传说的成分，譬如“女娲抟黄土造人”及“女娲补天”，或者是“盘古开天辟地”，“黄帝大战蚩尤”等。神话与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些事件集结于一些特定的人物身上，而使上古的历史充满了神奇和浪漫的色彩。同时，也使这些上古时期的人物，蕴含了某种文化的意象。“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9页。)在更早的童蒙读本《千字文》中，则指出到了黄帝的时候，“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也就是说，黄帝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开端，而被尊为“人文初祖”。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三皇”之后另外两位著名的氏族首领，分别为陶唐氏帝尧和有虞氏帝舜。尧舜禅让的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尧在帝位七十年而得舜，在帝位上重用舜二十年而告老，并把天下之位禅让给舜，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朱丹，因为他知道儿子朱丹不贤，不能拿天下人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尧帝去世，三年之丧过后，舜为了要让位给朱丹，避于南河之南，但民心趋向于舜，最后，舜还是登上了天子之位。尧舜禅让天下的美德，成为儒家“礼让”精神的源头。但是，“礼让”应该是一种明晰的思维。如果因为“礼让”反而成为自我压抑，这就不是“礼让”的精神，还不如为维护基本的权益而采取合理的争辩。如果不懈于争辩，就应集中精力修学。舜在帝位期间，儿子商均不肖，舜预先推荐禹为接班人，继续了禅让的传统，历史进入了夏禹的朝代。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开国君主被称为“三王”。分别为夏代的大禹，商代的成汤，周代的周文王姬昌与武王姬发。

大禹治水的故事，广为流传。帝尧的时候，洪水滔天，禹继续父鲧(gǔn)的治水事业。在外十三年，先巡行四方，测定高山大川的形势。采取疏导的方法，使百川畅通而东流于海。治水期间，过家门而不入。

成汤任伊尹为相，伊尹辅助成汤，讨伐夏桀(jié)。成汤在《汤誓》中声讨夏桀说：“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战败夏桀后，汤登上了天子位，代夏而君临天下。

周武王继承周文王之志，灭了商纣，大封天下。

《论语·泰伯第八》记录孔子从周初的礼让溯源舜禹之时的拥有但不占有，以及尧之时的礼乐法度，进一步推演出“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由此可见，夏禹，商汤，周文武之政，寄托了儒家王道仁政的理想。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孟子·万章上》：“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由于益的历练还比较少，而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所以启继承了他的父亲禹的位置，总管天下。自此，古代的政权从禅让天下转为世袭的家天下。夏代传十七主，至夏桀时，残暴地伤害百姓，后被商汤所灭，夏代历400余年。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商汤外出，看到野外有人张网四面而祷告说：“天下四方都入我网。”汤听了以后说：“噫，太过分了，那不是想一网打尽吗?”于是要他撤去三面，祷告说：“要左的就向左跑，想右的就向右走，不听命令又无主张的，就到我网里来好了。”(译文见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8月，第24页。)《史记》通过这则故事，说明汤的仁德。恰在这个时候，夏桀荒淫无道，而诸侯之一的昆吾又作乱，汤于是兴师率领诸候击败夏桀，灭了夏朝，改朝换代为商。

商代传三十一世，至商纣时，比之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商纣本人的能力来看，他的聪明、勇力非常人能比，而且见多识广。如他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格斗，别人内心想说什么，他一看就知道。但他却运用口才为自己的过失作掩饰，而且自认为在所有人之上。其外，商纣纵情酒色(酒池肉林)，只听妲(dá)己的话。于是，他的这种情性即以国君的身份影射为国政，如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恶来主政，炮烙之刑等等。最后，这种趋势殃及到了高层的贵族成员。如杀九侯之女，把九侯剁成肉酱;杀鄂侯，把他的肉做成脯(fǔ)干;废弃贤者商容;剖叔父比干之肚，观其心;另一名叔父箕子被迫佯狂;庶兄微子被迫逃离殷商等等。我们若以 “弱肉强食”的角度来看，商纣可谓最强的人，但是，假如我们生在那样的时代，势必遭殃。可见，“弱肉强食”不能作为人类的行动准则，人类的行动准则必须是体现“立己达人”，“不欲勿施”的仁爱精神。平心而论，纣王并非无才，而是无德。有才无德之人，是小人;授之于政，是暴政;暴政非正，偏之极也。

当时，西伯姬昌(后来的文王)目睹这些乱象，不敢多说，只有暗中叹息，不料被人告发，纣王就将西伯囚禁在羑(yǒu)里。但是，西伯的臣子们却设法使纣王赦(shè)免了西伯。西伯出狱后，阴修德行善，为武王伐纣打下深厚的人和基础。果然，后来殷纣王被周武王所灭，这样，殷商历六百余年。

商纣的历史，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于公元1898、1899年间，河南安阳殷墟的小屯村出土了商代甲骨文，它最初被当地农民作为“龙骨”卖给中药铺，1899年，在北京为官的王懿荣从“龙骨”中识别出这是商代的甲骨文。随着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甲骨学。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上面说过，西伯出狱后，阴修德行善，具体而言，西伯乃“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尽管如此，西伯还不敢兴兵妄动，而是继续“养正”，不断从自身的德行上调正纣王之偏。当时，西伯善养老广为传颂，像伯夷、姜太公这等最有声望的老人都来归顺他。这样看来，在商纣之时，文王看似“无为”，其实是上继了文王祖父——古公亶(dǎn)父以及父亲季历未完的大业，进而下启了武王的王业。于是，武王灭纣之后，追封古公亶父为 “太王”，公季为“王季”，追谥(shì)父亲为“文王”。

武王的曾祖古公亶父的妻子名太姜，祖父季历(公季)的妻子名太任，都是有贤德的妇人。文王的“笃仁，敬老，慈少”以及武王能够兴仁义之师以讨伐商纣，也许与这两位贤妇人的教育相关。后世尊称他人的妻子为“太太”，来源于此。

武王伐纣，先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盟津(亦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上)，但在此时，武王并未伐纣。二年后，在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之后，武王始兴兵七万，再次与诸侯会盟，历数纣王罪行，举正义之师声讨纣王。纣王派了七十万人抵御武王，但这些士兵反而倒戈攻向纣王，为武王开路。最后，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武王找到纣死的地方，亲自设了三箭，用轻剑击他，还用铜斧斩下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纣王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其实，殷商的先祖太甲早已作警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但时至战国，齐宣王对汤武革命还有困惑。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提出的“弑”，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但比照当时伯夷的扣马而谏，则不可同日而语。何也?伯夷不赞同武王伐纣，源于一片直心，齐宣王质疑汤武革命，是谲而不正。可见，引用春秋笔法来说明问题，其前提是自身不可失于平正。

周朝建立之后，过了两年，武王询问箕子殷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说殷的过失，武王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改问天道于箕子。而武王的的弟弟周公，可谓哥哥的知音，在武王去世之后，即亲自摄政，辅助年幼的成王。西周的政治，一方面分封诸侯，既保持了血缘的关系，又发展了地域的人和;另一方面实现了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规定了权利义务，稳定了社会秩序。大致而言，分封诸侯一方面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的延续，一方面构成了地方与中央的行政关系。诸侯在所封之国行使君权，部分土地留归己用，部分土地赐给卿大夫作为采(cài)邑，卿大夫再赐给士，最后士再赐给庶民百姓。但在此时，土地仍属周室所有，诸侯只有占有权、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在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方面，如在用鼎的规定上，“天子九鼎、诸侯或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并有与之配套的其他礼器。”(参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55页)这样，分封与礼仪就把社会不同的人群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管理起来，使其环环相扣，层层负责。整个周代，历时约八百年。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西周到了周幽王时期，一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地震，另一方面周幽王破坏了祖宗规矩。如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同时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此后，申后之父申侯联犬戎攻杀幽王，掠走周朝的财物，又与诸侯共立宜臼为平王。随后，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进入了东周。所谓“周辙东，王纲坠”，是说平王东迁时政局动荡不安，此时礼已坏，乐亦崩。譬如在周公归政于成王时，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但是，在平王东迁之前，却因幽王欲废长(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平王)立幼(褒姒子伯服)而发生内讧，导致王室的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另外，在《论语·八佾》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孔子对礼坏乐崩的忧虑。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的思想，体现了拨乱反正的文化努力。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这一时期，周王室衰落，“逞干戈，尚游说”为当时之风气，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国之间或以强吞弱，或次国听命于大国，或互争雄长，大国争为霸主。于是，游说之士盛行于世。可见，周初虽以封建及礼制作为保障，但关键之处则在于驾驭它的王室能否始终保有王者之风，否则，再好的政治蓝图非但不能付诸现实，而且还会发生变异。东周之初，王室的力量居然要靠诸侯才能得以保住，这就从“有道”转入“无道”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东周的历史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春秋本指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的年限：公元前722年～前481年，共242年。但一般以公元前 770年平王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时期，约300年。以“战国”作为时代的名称，源于西汉刘向编《战国策》。这个时代起于何年，则说法不一。一般采用起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约250年。(参方诗铭编著《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4～34页。)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正当春秋之末叶。读《论语》一书，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为“吾从周”;(《论语·八佾》)一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吾从周”说明孔子认同西周时期的封建及礼仪;“里仁为美”说明孔子有着将这种外在的规定内转化为内心的自觉。孔子之前，春秋经历了霸政时期。春秋五霸一般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吕思勉先生指出，霸主具备了两个特征，一是兵力强盛为诸侯所畏;一是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服而然。春秋时期的霸主，一般能做到“尊王攘夷”。但在孔子所处的时期，霸政已步入衰微时期，仅以鲁国为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鲁自文公之后，国家的权力开始旁落，历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共五世，季家专权于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四君历四世之久，随后受制于家臣阳虎，事实上这是陪臣执国命。

那么，国家政权是如何旁出的呢?有学者指出：“卿大夫凭借采邑以扩充实力，终于超过公室，凌驾于鲁国国君之上。陪臣们凭借卿大夫的采邑以发展自己的势力，终于凌驾于卿大夫之上，甚至操纵鲁国的政权。”(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214页。)可见，孔子的思想是在时代的远行与历史的回归中产生的，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即通过礼乐的教化，培养有德才的君子，这是延续了周公的贵族思想。但是，时代的变化并不以孔子的理想为转移，陪臣执国命的结果，进一步酝酿出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为秦、楚、韩、赵、魏、田齐、燕等七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强。六国与秦国之间的抗衡，先有苏秦的合纵以摈(bìn)秦，后有张仪的连衡以事秦。可是，无论合纵或连衡，都离不开强力与求利的时风，最后，秦国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先后灭了六国。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据杨伯峻先生的推断，则生于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公元前304年前后，为战国中期。(参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中华书局，2005年1月)我们看孟子与梁惠王见面时的对话，梁惠王只关心“利”的问题。这是由于西周的封建土地到了战国时期，已从公有转为私有。于是，在孟子的政治理想中，有恢复“井田制”的美愿，(见《孟子·滕文公上》)另外也有“大人”的人格塑造等等。但是，孔、孟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未能一展胸中抱负。前面说过，孔子的思想代表了西周时期贵族的主流思想，甚或上溯到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天下，即便后来的孟子，虽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但他们所处春秋战国时代，宗法封建与礼仪系统已逐级下移，在下者各自乘机而上，争夺土地，网罗人才。那时，贵族的礼仪精神逐渐被市井的权利追逐取代。如子路就认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这虽体现了子路的魄力与用世，但同时可以看出“学而优则仕”的精神受到遮蔽。遮蔽的延伸，就是对土地与人才的争夺。也就是说，只要能够称王称霸，先王设定的礼仪底线也就可以全然不顾了。不过，子路的观点随即遭到孔子的批判。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就是说讨厌子路如此狡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孔孟思想不仅仅延续了上古时期主流社会的贵族精神，更内转化为“仁义”的人性底线。时代的动荡，莫不从现实的层面反证了人性底线的不可触犯，如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就是很好的说明。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秦王嬴政，是战国时秦国的最后一位国君，《史记》记载他十三岁登上王位，历二十六年吞并天下。也就是说，秦自此从一个诸侯国的身份一跃而为宗主国的地位。这种骤然做大的心理膨胀，首先为更名号，如为了体现自己超越“五帝”的功德，而自称“始皇帝”;为了不准子议父，臣议君，而除谥法。在始皇帝之后，以 “世”——二世、三世……计数。其次为改封建为郡县，更名民为“黔首”。同时实行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另一方面，严禁私学及民间藏书，并进一步发展为“焚书坑儒”。“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等等。秦始皇实施的这些措施，都是秦相李斯的主意。

大家知道，李斯为荀子学生，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同时认为人必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致“善”。但李斯却在荀子的师法与礼义之外，染上战国时代严重的游说之习，进而将之转为文化上的专制与政治上的独裁。这又像是为秦始皇量身定做的一样，正好迎合了秦始皇刚戾自用，好大喜功的性格。虽然，秦始皇从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像古代的帝王那样不断地出巡天下，每到一处，还不忘立石刻颂秦德;第三年，便派遣徐福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屡入海求神仙不老之药;但十年之后，秦始皇却在出巡江南时染疾而死。历史证明他不能如愿地坐拥天下，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死后，幼子胡亥(hài)袭取了皇位，为二世。此后，胡亥重用赵高，赵高曾经教导胡亥识字及狱律令法之事，但赵高原是微小卑贱之人，并不像秦国的其他大臣历经几代人建立功劳，因此而有铲除异己的算计。这一想法，又好像为二世胡亥量身定做的一样，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一些卑微之人得到重用，皇室的公子们相继遭殃，秦始皇时的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不愿受辱而自杀，只有左丞相李斯顺从地被囚禁，最后就“五刑”。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的同学韩非子的学问远在李斯之上，但却被李斯所害，毒死于秦国。李斯害韩非，多半为妒才，赵高害李斯，多半也为妒才，这样的事不免令人深思。

但是，就在二世胡亥还来不及细思的时候，就发生了“指鹿为马”的事。其实，早于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天下却因始皇时期修阿房宫，筑长城，倍赋役等严刑峻法的逼迫，陈胜、吴广等在遣戍渔阳的途中，因耽误了到达的时间而面临杀头的威胁，不得不起义。一时之间，六国之后闻风俱起。陈胜、吴广在后来的战争中，先后败死。此外，在起义军中有楚将项燕之子项梁和其兄的儿子项籍(项籍，字羽)起兵于吴。沛人刘邦，亦起兵于沛。项羽大破秦兵于巨鹿，而刘邦的兵也破秦军入武关，到了霸上。这时，赵高已杀了秦二世胡亥，更立公子婴。但公子婴又杀了赵高，复为秦王。刘邦派人招降子婴，并接受了子婴的投降。一个月之后，项羽领兵而至，为诸侯首领。项羽的做法与刘邦不同，刘邦是“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项羽是“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又将秦地分为“三秦”，分封给了三位降将。项羽则自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以及其它有功之人。秦朝就此灭亡，时在公元前 206年。

秦朝自统一天下至土崩瓦解，仅经历了短暂的十五年，其中原因，最要紧的是“不师文而决于武力”。秦始皇虽然不忘出巡天下，但其实质并非古天子到诸侯那里巡狩时的“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梁惠王下》)而是大显威风。如他在湘山遇到大风，却怪罪湘君不灵，索性叫人把湘山的树砍个精光，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红土。其外，秦二世将秦始皇的缺点发挥到极致，如当赵高冲进内府要杀秦二世的时候，二世问身旁的宦官：“你为何不早告我?才落到这样的地步。”宦官回答说：“我不敢说，才能保全性命;假如我早先告诉你，就被你杀了，哪能活到现在?”这名宦官说的是实话，早在陈胜等起义军讨伐秦朝的时候，秦二世就生气上报实情的人，将他关入监牢，当后报的人改报忧为报喜时，二世反而很高兴。若再读《史记》记载赵高派女婿阎乐前去刺杀秦二世时两人的对话，更令人哭笑不得：

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为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再看看项羽这个人，他的最大优点是几乎无人能敌，然而，他的最大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最大缺点。如鸿门宴上赏樊哙而走刘邦，中陈平离间之计而走范增，兵败乌江而自刎。相比之下，刘邦则多有自知之明：“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刘邦讲究的是整体策略，而项羽多为个人魅力。如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无疑，最富个人魅力的莫过于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一幕：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dài)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yǐ)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史记· 项羽本纪》)

司马迁一方面深切理解项羽的英雄本色，一方面对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提出了批评。项羽年二十四起事，死时年三十。“楚汉争”的结果是天下归于汉，时在公元前202年。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第二个统一皇朝——汉。公元前202～公元9年是前汉朝，因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通称西汉。西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汉平帝，于公元5年被王莽毒死，王莽另立孺子婴为傀儡皇帝，并于公元8年篡夺帝位，改国号“新”，公元9～23年为新莽时期。

当初，刘邦在取得天下后问他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无赖”，是个关键词，也就是说，汉朝的建立，终结了前朝的贵族统治，开创了平民政治。回顾自周代以来的政治，可以看到封建统治的权柄经历了从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大夫的家臣)、庶人的逐级下降。也就是说，统治者并不固定于某家某姓。虽如此，却可以看出在改朝换代的同时，历史也在选择一种可行的为政理想。不管是禅让天下、家天下，抑或武力取得天下，都离不开崇高的为政理想。

孔子在离世前七日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孔子的道，简单的说是“内圣外王”，即“里仁为美”与“为政以德”。但处在一个世道不断沦丧的过程中，孔子只能在离世前悲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悲歌，并非失败主义者的自怜，而是体现了为政的信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亡国者，但一国之文化不但不可以亡，而且还应传播于天下。就孔子而言，他的祖先是宋国人，为殷朝的后代，但孔子却生活在周朝，并对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时期的文化有着深切的认同，同时他也指出，“周监于二代。”(《论语·八佾》)孟子更谓孔子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孔子不但对西周初创时期的文化有着深切的认同，同时也对夏、商二代的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由此之故，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内转化，进而体现为单纯的文化信仰。

刘邦建立西汉，也面临了文化选择。大家知道，秦朝一方面以武力兼并天下，结束了战国以来的战乱;另一方面实行了“法家有为”的政治思想，以整顿当时因“礼坏乐崩”而亟待建立的新秩序。但秦朝的严刑峻法，引发了农民起义。也就是说，武力虽然可以夺天下，但武力却不能治天下。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崩溃关键在于秦始皇以暴虐的手段作为牧民之道。孔子的思想，强调王道之政，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需，是“安民”，而非“扰民”，更不可“危民”。古语说：“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

秦王禁文书的风气，影响了刘邦。但刘邦身旁的幕僚陆贾却时常劝刘邦要多读书。刘邦曾粗鲁地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虽然很不愉快被陆生指出遮蔽，但毕竟能够虚心纳谏，遗憾的是在平叛淮南王黥(qíng)布时被流失射中，最后驾崩。

大抵而言，西汉的政治经历了汉初高祖的武功平定天下，又经历了文、景时期，终于统一。这期间约六十年，摒弃了秦朝的“严刑峻法”，转向了黄老的“无为而治”，使社会走向繁荣。到了武帝时期，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此时，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即所谓的“废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汉书·董仲舒传》)但是，为何古能大治，而今不能呢?其中，最为直接的是领导人的意志。如何使领导者的意志从专制、独裁的君权中分离出来，是其中的关键。于是，董仲舒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对原始儒家的“天”进行了再阐释，其要在于转化领导人的意志，使之回到“古之道”与“天之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源于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进一步看，这就使“马上得之”的天下回到了“天人合一”的文治上来。例如，武帝的哥哥易王素来骄傲、好勇，董仲舒就以礼义的教化匡扶其正，使易王知道敬重。

然而，即便有平天下的公理，也要有明晰其理的人与虚怀其行的人，不然，同样的一句话、一件事，经由不同的人来实行，其效果却大不相同。西汉末年的谶纬符命，就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曲解误读。正如西汉政治虽然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也交织着宗室与外戚的争权夺利。西汉元帝之后的几位皇帝，成了双方权力较量的交汇点，虽在核心，但无大力，最后，只能作为汉室衰弱的象征。到了孝平，(九岁即位，即位五年，寿十四。)即汉平帝的时候，元帝王皇后的侄儿——王莽，则成了外戚的势力代表，篡夺了帝位，为新朝。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王莽虽建立了他的新朝，却引发天下大乱。史书上说王莽博学，受《礼经》，稍微装扮一下，也很英俊，就像一名儒生。事实上，王莽在篡位之后，亦极力参仿古书以行事，但事实证明他的作为不得人心。比较秦始皇与王莽，前者公然“焚书坑儒”，后者“口诵《六艺》”，但殊途同归，俱同灭亡。新朝亦仅经历了短暂的十五年，天下就由汉宗室光武复兴，是为东汉。强秦的覆灭，前面说过，最要紧的是“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但王莽的“师文”，是把过去的文献生搬硬套于变易的现实，在制民之产上出了大问题，造成了国与民争产的局面，当然也就走上了绝路。萧公权先生指出，“新莽政治为二千年中儒家理想最大规模之尝试，与最不光荣之失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07页。)

再看看光武帝刘秀，早年受《尚书》，略通大义。于新朝天下方乱时起事，经过一番争战，被拥为皇帝。光武的最大特点是谦退，但从他的功绩来看，他更具有开拓的能力，所以就体现出他在为人与为政上的一个特点——宽和。如果本身不具备开拓的能力，谦退就成了软弱。例如孔子因自身的好学而倡导“仁”，但一般人面对 “仁”的时候，如果不是出自真心，也就容易转变为“巧言令色”了。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历史似乎就在“巧言令色”中沉浮、重演一样，儒家性善的信念，在治世之时常得到发挥，但旋即又被一帮人的贪欲所遮蔽，接着就又上演一幕幕尔虞我诈、金戈铁马的场面。可见，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心灵都需要净化。一般以为，佛教是从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但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指出，佛教传入中国肯定早于汉明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汉明帝时期，佛教已得到帝(汉明帝)王(楚王英)的信仰。再晚一些时候，即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已经从宫廷王府走向平民老百姓(笮融)。(参季羡林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8～24页。)也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自身早已承受不了儒家所赋予人的意义担当。也许，绝大多数的人就从未考虑过自身应该担当的是何意义。但无论如何，佛教的西方净土，却随时向有缘的人敞开了大门。三百年后，梁朝的释慧皎撰《高僧传》，记录了自汉明帝以来的历代高僧。也许，生命到了那里以后一切都将风平浪静。

可是，不管是儒家的刚健清新，还是道家的清净无为，或是佛家的觉悟光明，汉室在光武之后，又逐渐陷入外戚与宦官的争斗，最后在九岁即帝位的汉献帝手上，被豪强们折腾了三十年后，终于改朝换代。时在公元220年。东汉自公元25～220年，亦称后汉朝。整个汉代的历史，历四百余年。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秦、汉的统一，到东汉末又一分为三。在三国鼎立之前，先有黄巾起义，又逢汉室陷于外戚与宦官的争斗，这样，内部混乱与外部动荡的结合，就使汉室如风中残烛。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是汉灵帝的庶子，灵帝生前有意废嫡立庶，把这事托付宦官蹇(jiǎn)硕。宦官本不能干预政事，是专职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这就使混乱升温。首先是太子的大舅何进杀了蹇硕，立太子为皇帝，接着反被其他宦官谋杀。如此，又引发了属官袁绍举兵除宦官，接着是董卓之乱，以及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而转入群雄割据，相互吞并的格局。在各种计谋与实力的较量中，各方力量最终被整合为三家，即曹操、刘备、孙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称帝，221年刘备称汉帝，222年吴王孙权建年号(229年称帝)，自此历史进入三国时期。其后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篡魏自立。由此，三国鼎立进入晋吴对峙的时期，公元280年，晋灭吴。自此，天下又回到了统一的局面。

如今，当我们重新翻阅三国魏晋时期的那段历史时，会发现曹操在非常时期颁发“求才三令”，那种不拘一格，重才轻德的非常举措固然使他成为一时豪杰，但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宋·洪迈在《容斋随笔·曹操用人》中却说：“曹操为汉鬼蜮(yù)，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洪迈对曹操的批评，一方面肯定了其在用人上的“唯才是举”而使其无敌于建安之时，另一方面否定了其后来自封为魏公，再后来又进位为魏王的举措。表面上曹操是坚守了臣子的底线，事实上却被认为是“挟天子而令诸侯”。到了曹丕的时候，就变为公开的篡汉立魏。此后，这种篡窃的伎俩被司马氏家族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司马懿则是最精此道的人。紧接着，东晋之后的南朝就不断地上演篡窃的把戏。究其近因，王莽篡汉与曹操的“求才三令”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曹操在用人的底线上默认了王莽的行为。这种不择手段达其目的作为，穿梭于魏晋南北朝。

于是，在一个阴险刻薄的时代中，西晋在统一不到十二年的时候，即有“八王之乱”，至公元306年，“八王之乱”结束，前后绵延十六年之久。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两汉时期胡人已入居中国，八王乱后，接着便是“五胡乱华”。当时的五胡是：匈奴、羯(jié)、鲜卑、氐(dī)、羌。(参吕思勉著《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第73页。)西晋的政权，就在百般的折腾中于公元316年被刘曜攻破，明年，愍帝被弑，西晋亡。公元317年，镇守江东的琅邪(yá)王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公元318年称帝，是为东晋。

正当政治上充满了黑暗与动荡的时候，士人再次转向了老庄的清静无为。不过，这时的清净无为已经不同于汉时的与民休养，而逐渐形成了士阶层的玄谈。这使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在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当浑浊之气四处漫延的时候，玄谈的高妙却如阵阵清风，当面拂来。不过，这股清风已经缺乏了西汉时期的那种集体担当，而更富于了个人的率性。虽然，在三国时期不乏有王弼《周易注》，以及何晏《论语集解》等传承儒家经典的著作，但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庄。

与黑暗的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艺术。宗白华先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kuí)和戴颙(yóng)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脁(tiǎo)的诗，郦道元、杨衒(xuàn)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著《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33页。)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晋室衣冠南渡，北方中国便陷入长期的混乱，史称“五胡十六国”。而东晋据江南的半壁江山，虽有机会恢复中原，惜无北定中原的意志。在“北伐”与“内变”的更迭中，于公元420年，刘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晋称帝，是为宋。其后，在各方力量的抗衡中不断有篡位自立的朝代更替。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自立，是为齐;公元502年，萧衍篡齐自立，是为梁;公元557年，陈霸先篡梁自立，是为陈。这四个朝代，称为“南朝”，如果再把孙吴、东晋算进去，就叫 “六朝”。南朝的君主虽然更迭变化如此，但都城不变，均建在金陵(今南京)。南朝历时约170年，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极为短促，最长的约60年，最短的约 20年。其中，梁武帝萧衍除了拥有帝皇的身份以外，还是一名佛教徒。他先后四次出家，再令臣下以巨资将其赎出，还禁止肉食，只许食素，又创立忏悔法，号 “梁皇忏”。他的长子昭明太子，主编《文选》六十卷，“选录了自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个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参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第1页。)

大家知道，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去秦始皇的专制不久，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当历史到了曹魏时代，则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此后就逐渐形成了士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可见社会的安定，最为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否则会动荡不定。这个核心，宛如前面所说“中庸思想”的 “中”，超出了“中”，必然陷入纷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正是在“中”的偏离中上演了一幕幕篡君夺位的话剧，同时由于门阀的优越及个性的解放，又仿佛是流星从夜空划过，让人看到了文明的曙光。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南方东晋的命运如此，北方五胡的纷争也相继进行。十六国乍兴乍灭，不存于同一年代，原先是十六国时的代国(不在十六国内)，属“五胡”中的鲜卑族，为拓拔氏。于公元338年称王建号，公元376年为前秦所并，公元386年复国，同年改号魏，398年称帝。公元439年灭北凉完成北方统一，史称北魏。后魏孝文帝改拓拔氏为汉姓元，又称元魏。传至534年(元魏近150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东魏政权于公元550年为汉族人高洋夺取，建立北齐(北齐近 30年);西魏政权于公元557年被鲜卑人宇文觉夺取，建立了北周(北周25年);北周又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在北周灭了北齐后仅4年的时间，北周的杨坚(北周宣帝的岳父)在宣帝死后辅政而大权在揽，公元581年，他废了10岁左右的外孙——北周静帝而自立，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公元588年冬天，兴兵进攻江南的陈朝，公元589年灭陈，使隋朝统一了天下，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370 年的历史(三国近50年，西晋50余年，东晋100余年，南朝170年)。但隋朝与秦一样，传到二世，就灭亡了。隋的国祚(zuò)不长，仅三十余年的光景，就被当时的太原留守李渊推翻。

由此可见，隋朝是从北周蜕化而成的，也可以说，隋朝之攻克陈朝，是北朝兼并了南朝。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北朝胜南朝，而不是南朝胜北朝呢?要知道，当北朝的杨坚继续于政治上的角逐时，南朝的陈后主正沉浸于奢靡的宫廷生活，还作了《玉树后庭花》让宫女歌唱。这在个人的才学上，或许值得称许，但身居治国的要位，则失之刚毅。因此，唐·杜牧《泊秦淮》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实，从《论语》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孔子讲过“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以及“恶郑声之乱雅乐”(《论语·阳货》)的话。只是，这种哲理性的平常语很容易被人视为古板，尤其是拥有一定权势的人，通常更迷信于手中的权力，于是，由此而亡国、亡身的事情还将不断上演。

隋文帝杨坚在统一南北之后，其作风与陈后主截然相反。据说他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甚至于“俭”到有点寒酸。但他并非没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只不过深知其中厉害，极力克制自己罢了。虽然，他的心性并没有真正转化过来，但身为帝王，实属不易了。这种作风，使隋朝在立国之后迅速富裕起来。但是，后来隋文帝还是忍不住重筑新都——大兴城，还下令造仁寿宫，以及在京城与仁寿宫之间连置十二行宫。到了隋炀帝杨广的时候，一改乃父作风，由“俭”入“奢”，修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大运河(1794千米)。又三伐高丽，结果一败涂地。

也许是吸收了门阀政治的教训，隋朝建立之后重新启用了法家的严刑来治理国家，但法家的思想本于平正，如果失之平正，特权又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老实人吃亏的社会现实。而隋朝的政治，虽然避免了门阀政治的干预，却因皇权的过分集中，不得不重复了秦朝的覆辙。另一方面，由于前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所以，隋朝在取士用人上，开始了科举制度的确立。然而，这仅仅是初创阶段，科举制度的成功运作，要到唐朝的时候，直至清朝末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才进一步体现出来。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隋文帝的俭德，使隋朝的府库为汉以来之最盛。但同时为隋炀帝积攒了奢淫与夸大的本钱。一方面，隋朝用法家的严刑治理国家，但又失之平正;另一方面，隋炀帝在修大运河与征伐高丽时引发了大起义。在隋末大起义的浪潮中，李渊用次子李世民的建议，起兵反隋，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随后，渐次削平了隋末以来的纷乱，创建了大唐的国基。

唐朝的建立，同样面临了接班人的问题。唐高祖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按照嫡长制的原则，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为嫡子，其中，李玄霸早夭，而李元吉与李建成较好，二兄弟与李世民各成一派。但在推翻隋朝的过程中，李世民同时培养了一支以自己为中心的文臣武将。终于，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兄弟间的矛盾到达了必须彻底解决的地步。由于李建成不听魏徵的劝谏，准备先下手除掉李世民，结果在玄武门反被李世民引箭射死，李元吉也被李世民的手下尉迟敬德射杀。玄武门兵变，使李世民成为太子。同年8月8日，唐高祖李渊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为唐太宗。

继位后的唐太宗，在亲历了隋朝的灭亡与玄武兵变的经验中，有着力求天下大治的心理需求。此后，他不但宽容了魏徵，还重用魏徵，使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唐太宗吸收了魏徵“大乱之后易大治”的观点，极力落实魏徵提出的“偃武修文，安定中国，四夷自服”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出，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的确也做到了这点。不过，魏徵的犯颜直谏，有时也使李世民大为光火，即便如此，李世民也只是在回宫后破口大骂。有一次，李世民正在玩一只鹞鸟，看到魏徵来了，不觉把它藏到怀里，结果魏徵说话太久，活活把那只心爱的鹞鸟给闷死了。又有一次，唐太宗受不了魏徵的真谏，退回宫中的时候竟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一会儿我要杀了这田舍翁!”幸好，长孙皇后听到后善言相劝，才使李世民不至做了蠢事。魏徵死后，唐太宗很伤心，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鼓励群臣像魏徵一样进谏，使朝廷弥漫了正大的气象。这样，唐太宗与满朝文武，共同演绎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当唐太宗为大唐开辟出一番新局面之后，随即面临了接班人的问题。按照嫡长制的原则，长子李承乾被册封为太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事与愿违，太子李承乾长大后除了喜欢声色外，还有同性恋的倾向，加之患有脚疾，走路不雅，唐太宗自然将心思转移到四子李泰身上。李泰长得仪表堂堂，又喜欢文学，与唐太宗甚洽。结果，李承乾与李泰在皇位继承人的关节上展开了斗争，这点与唐太宗当年颇为相近。李承乾铤而走险，策划了政变，被唐太宗拿下，废为庶人。李泰的作为，也使唐太宗对他失去信心，最后，皇位的继承人就落在了三子李治身上，即唐高宗。

之前，唐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很美，在武则天十四岁的时候，就将之招入宫中做为才人(妃嫔称号)。按照唐朝的规矩，帝皇驾崩后凡是没有子女的嫔妃，都要出家为尼。武则天便暗中使出了手段，与李治私下相好。后来，在李治上台后，即从感业寺将武则天接回宫中。自此，武则天不择手段，夺取了皇后的位置，进一步又控制了朝廷的政权。而唐高宗由于身体及性格上的原因，仁厚与懦弱兼而有之，恰好需要武则天来协助政事，于是就与武则天一起上朝，即所谓的垂帘听政。

武则天自小与守寡的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为填房，可能是受尽了正房子女的欺凌，故而在夺取政权时显得阴险毒辣，例如在她亲生的四个儿子中，大儿子与二儿子因不能接受母亲的做法而先后遭鸩杀或被逼自杀，三儿子李显与四儿子李旦则任其摆布。最后，武则天将唐朝易为周朝，自号“大周圣神皇帝”。武则天虽然精明强干，得以操纵一时的政权，但她却无法超越生命的大限，最后，还是将三儿子李显接回，立为太子。后来，李显在朝中几位大臣的拥护下，趁武则天在弥留之际发动了政变，天下又成了李唐的天下。李显登上皇位，即唐中宗。

唐中宗昏庸无能，纵容皇后韦氏干预朝廷政事，最后竟被韦氏及女儿毒死。在韦氏即将展开更大范围的屠杀时，反被李旦的儿子李隆基控制住局面，最后，李隆基帮助他的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位，即唐睿宗。唐睿宗虽然当了皇帝，但只是过渡性的皇帝，二年后，在朝廷中各方权力的抗衡达到新的拐点时，他自动退位，儿子李隆基登上皇位，即唐玄宗。唐玄宗在执政之初，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大唐盛世中的“开元之治”。可惜他不能坚持到底，后来只是躲进后宫，过起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日子。最后，引来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后达八年之久，发起动乱的安禄山与史思明，分别被自己的儿子弑杀。安庆绪虽然杀死了安禄山，却在日暮穷途时被史思明骗杀。杀死史思明的史朝义，也在走投无路时自杀。安史之乱，给唐朝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痛。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就是在这时期写的。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入衰，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固，终于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晚唐残局。唐朝共有二十个皇帝即位，历时近三百年。公元907年，朱温(全忠)篡唐自立，国号大梁，为别于南朝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朱温小时被乡人视为无赖，唐僖宗年间，朱温投入了黄巢的起义军，有了用武之地。战争中，他屡立战功，但后来屡战屡败，在大本营见危不救的情况下投降了唐朝廷，被赐名全忠。在与黄巢、秦宗权等反唐的起义军的较量中，乃至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朱温最后成了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及至篡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后梁。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自后梁而后，公元923年，李存勖(xù)(唐庄宗)灭梁，为后唐;至936年，石敬瑭(晋高祖)因契丹军的帮助而灭了后唐，为后晋。但在公元943年，辽(契丹)起兵取晋，946年，后晋反被契丹所灭，第二年(947年)，契丹的耶律德光在后晋的都城开封建立大辽;刘知远，在后晋时被任命为太原最高军政长官，当耶律德光建立大辽时，他派使者前去祝贺，之后(947年)在晋阳(太原)代帝位。中原民众受不了契丹的暴政，一时反抗者比比皆是，耶律德光看到这种情形，感叹中原人难以治理，乃弃大梁而归。刘知远为收拢民心，宣布将开运四年改为晋天福12年，明令与契丹为敌。在经过一番战争之后，成为中原之主，改国号为汉，为别于以前以汉为名的政权，史称后汉;公元950年，后汉被郭威所灭;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郭威原为刘知远的手下，相当于半个军师，后来掌管了兵权。在汉隐帝的迫害下被逼反汉，建立后周。公元960年，后周为赵匡胤所禅让。综合来看，大唐之后，“五代”的纷争又过了50余年。

除了中原“五代”的更迭以外，南北先后建立了“十国”。十国出现的时间先后不一，存在的时间一般都比五代各朝长，十国的形成主要是唐末的藩镇与流寇。这十国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国中，有被属下篡位的，有在五代时被灭的，有相互之间互相吞并的，也有延续到北宋时方为北宋所灭的。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五代历时五十四年，重演了分裂的历史碎片，但很快在赵宋获得了统一。

宋太祖赵匡胤虽出身于将门，原先也只是郭威帐下的一个普通士兵。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在柴荣继郭威位为周世宗后，赵匡胤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公元960年，在后周朝廷派他北上抵御契丹与北汉的联合进攻的途中，在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起了“陈桥兵变”，据说他是在黎明的睡眼惺忪时被属下黄袍加身的。次年，太祖总结从五代以来，包括自己在内兵变篡夺皇位的症结，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亲信的兵权消释于荣华富贵与互结婚姻的现实生活中，避免了武人乱政的可能。此后，宋朝亦竭力崇文抑武。崇文抑武的政治主张，使宋理学兴起，但受官方重视的却是功利实务。

北宋建立后，原先的“十国”逐次被其收复而平定了中国，但它的北部存有契丹族创建的辽朝，还有后来叛宋自立的西夏国，以及南部的大理国，西部的吐蕃诸部。北宋无法打倒北部的契丹，甚至要通过财物外交以结友好。后来西夏骤强，又以同样的方法和议了事。但和平终究不是用钱买来的，人心贪得无厌，更何况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呢?北宋虽竭力崇文抑武，但由于边境尚有穷寇虎视，所以士兵的数量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北宋优待士大夫，想通过文治达到治国平天下。这原本是不错的想法，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如宋神宗委任王安石为相并实行变法时，却引起了官吏内部的党争，党争持续到宋朝灭亡为止。林语堂先生著《苏东坡传》，曾列出党争的重要名表，(详见林语堂著《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41页。)俨然是君子对决的两大阵营，这使我们看后不禁吃惊。此外， “宋代兵制把军队分成禁军、厢兵等类，而具有实战能力的只有禁兵。朝廷为了防范叛乱，把禁兵的大部分驻扎在京城，而且常常调防，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宋军与外敌交战，总是败多胜少。”(转述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6页。)其外，也有因地方权力太轻的缘故，以至战争一来，就难以支撑。北宋朝廷的实际情况是，兵不能用，文不能治，且又入不敷出，可谓穷政府也。于此同时，市民社会却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如北宋画家张择端描绘的《清明上河图》，其繁华景象不异于人间天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后来，女真族在契丹族的后院崛起，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同年，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南京，为南宋。后南迁扬州;明年，渡江南逃;1138年定都临安府(浙江杭州)。北宋、南宋之际，宋朝并非无人能抵抗金朝的入侵，只不过高宗暗藏私心，一意求和，宁愿用金钱买来表面的和平，也不愿看到兵权落入将士手中。当岳飞被害，韩世忠被罢之后，已显示出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真实面目。直到1279年，在元军的追击下，帝昺(bǐng)投海殉难，南宋亡国。北宋、南宋各传九个皇帝，共320年。

辽与金，帝号纷，迨灭辽，宋犹存。

前面说过，北宋和辽、西夏国、大理国、吐蕃诸部并存。1125年，金灭辽;(辽将耶律大石逃亡今新疆一带，建立西辽。)1127年，金灭北宋。此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则在今杭州一带建立南宋。这是说，南宋与金并存。

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

并中国，兼戎翟，九十载，国祚废。

在金朝取代了辽朝的地位，继承了辽朝的旧境后，西夏则以藩属的地位礼事金朝。南宋勉强与之抗衡，大理、吐蕃诸部，仍然维持着原来的政权。而原来实力不如女真族的蒙古族，却在蒙古大草原上兴起。1206年，元太祖称汗(hán)。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元朝成立。蒙古人初起时各据一方的金、西夏、西辽、南宋、大理、吐蕃诸部等政权，都一一被蒙古消灭。1216年，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54年，灭大理;1276年，灭南宋，1279年，灭南宋残余势力。蒙古人不但征服中国，他们的铁蹄亦震铄欧、亚两洲。印度、缅甸、土耳其，以及日本、巴格达、波兰、匈牙利等国都是其横行践踏过的土地。蒙古人能连续几天几夜行军，是个善于作战的民族，除此以外，他们似乎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加上自身存在争权夺位的纷乱，终于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于1368年土崩瓦解。如果从其入主中国，即1276年南宋灭亡算起，元代在中国仅存90来年。

前面说过，宋代竭力崇文抑武，这一政治思想，虽在风烛飘摇的南宋，也在发挥着作用。例如南宋初期的岳飞以及末期的文天祥。尽管南宋高宗有私心求和的政治意愿，但同时也有岳飞坚决抗金的“精忠报国”。虽然岳飞因此遭到了当朝的迫害，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后来者文天祥面对金人耐心的劝降而视死如归。表面看来，岳飞与文天祥均死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分别受害于己方与敌方的政治集团。进一层看，他们的死均源于他们所认同的文化价值。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岳飞《满江红》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前者流露出急切的建立功业的决心，后者描述了生命彻悟后的正气之歌。特别是文天祥，虽是忽必烈亲自对他劝降，并期以元朝宰相的职位，但文天祥却以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作为他的终极关怀，并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他的行动纲领。在他慷慨就义之后，人们从他的衣带里发现了在春天里早已写好的绝笔书：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可以看出，孔孟思想作为士大夫崇尚的文化认同，虽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空间，也将由相应的人发挥相当的作用。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有齐国的太史、晋国的董狐、韩国的张良、汉代的苏武、严颜、三国的管宁、诸葛亮、晋代的嵇绍、祖逖(tì)、唐朝的张巡、颜杲卿、段秀实等人，皆为忠贞之士。

但是，元代虽有像忽必烈这样器重文天祥的君主，却仍旧不明中原文化的精髓。元代把人分为四等：一、蒙古;(亦称“国人”。)二、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三、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四、南人。(即长江流域及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又有所谓 “九儒十丐”之说。(参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638页、657页。)这是将“儒”与“丐”并列为一类，同时极力排斥“汉人”与“南人”的政治地位。由于元代缺乏文治的政治理想，又用武力管理天下，于是不能长治久安。

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

元末，天下豪杰并起。1352年，朱元璋起兵于濠州(安徽凤阳)，1356年取集庆(南京)，改称应天府，在破灭上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之后，于 1368年即帝位，建立明朝，定都金陵，即应天府。此外，以开封为北京。1378年，因漕运不便，罢北京。同年，北伐中原，元帝弃大都(今北京的部分地区)北走。至1386年，完成统一。但朱元璋是个疑心很重的君主，他废除了宰相制，分封诸子共二十五人，将家天下再变而为私天下。朱元璋驾崩之后，帝位传给孙子朱允炆(wén)，即建文帝。建文帝的父亲朱标为太子，早死。建文继位后，钳制诸王。1402年，燕王朱棣举兵造反，而原先与朱元璋打下天下的功臣宿将，早被杀戮殆尽。燕王攻陷南京，1403年即帝位，为永乐帝。而建文帝也不知所终，在位时仅4年。

明朝的政治，与元朝形成极大反差，元朝政治除了以蒙古人为主体以外，还重用色目人，即外国人。也就是说，元朝统治的时期，一方面排斥中国人，另一方面却重用外国人。到了明朝，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和色目人留在中国境内，但明朝规定“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81页。)其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朱元璋的出身，在他十七岁时(公元1344年)，因天灾的缘故，父母、大哥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家里穷得连安葬费都没有，最后只能把父母及大哥埋在好邻居刘家坟地的一个小角落里。此后，他因为生计所迫而出家当了和尚，事实上是四处行乞。这期间，倒增加了他的时代洞察力，后来，朱元璋投身于反元的起义军中。他花了12年的时光，平定各方势力，最后使元朝的蒙古人重新回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小叫化子”的身份，一跃而为朝臣高呼的 “万岁，万万岁”的皇帝爷。

我们不知道明朝废除宰相是否与朱元璋个人的出身相关，但是，大权在握的同时，更需要有驾驭大权的本领。朱元璋本人在战乱中成长，对于如何发挥皇权的最大力量，也许并不困难。如他在罢相的同时，也让相权分散到“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并让各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颁布了《大明律》，用严明的纪律来保证皇权的地位。此外，更有锦衣卫、镇抚司等超越于刑部的独立机构，这其实是恐怖政治。但是，朱元璋之后，那些继位的皇子皇孙们就不再有如此的精力与心计来统筹大权了。于是，皇权逐渐旁出，像太监专权、首辅争权等不团结的事时有翻新，最后，皇帝的特权非但没有发挥正面的作用，反而滋生出侵袭朝廷的黑恶势力，最后，也就发展为误国害民，到了非改朝换代不可的地步了。

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

1403年，成祖(朱棣)以北平府(元大都)为北京，改名为顺天府。1421年，迁都北京。但在后期的政治中，宦官专权，官吏腐败，王府缺禄断米，民穷而财尽。明末，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1644年(崇祯17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宫城，崇祯帝朱由检吊死于宫后的煤山，明亡。在崇祯帝临死之前，提剑杀死了亲生女儿，哀叹她“何生于帝家”。这使我们想起，宋代苏东坡写过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想得很美，在儿子满月的时候，既不愿儿子像他一样聪明绝顶又倒霉一生，又希望儿子将来平平安安地一路顺畅，直到公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可能，处境也很危险，例如这里所说的崇祯帝砍杀了亲生的公主。

崇祯帝有机会逃离北京，重返旧都南京。但他选择了与明朝同归于尽，这很值得后人同情，可是处在国君的位置上，这样的壮举并非大勇。可怜的崇祯皇帝，事前枉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那时，蒙古人面对袁崇焕，已损折了努尔哈赤，继位的皇太极也无法从袁崇焕那里讨到便宜。于是伺机使了反间计，借一个姓杨太监的口，使崇祯帝相信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勾结，致使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等于是亲手打开了明朝的东北门户。外患如此，内乱又起，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后宫煤山的时候，作为明末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首领吴三桂，遂与全体官兵替崇祯帝带孝。后来，在得知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占去后，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反而修书向关外的多尔衮求救。在得到清兵的帮助时，与李自成决战于山海关下，李自成兵败如山倒。最后，李自成不是死于战场，而是在独自外出求签时，被几位老百姓用农具及乱棍打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吴梅村写诗称其“恸哭六师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原来，多尔衮正对明朝的江山虎视眈眈，不想天赐良机，竟如此简单地占领北京，彻底使明朝成为历史。其外，虽有明朝皇室的残余力量逃往南方，但在1645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弘光帝即告覆灭。1659年清兵入滇(diān)，南明永历帝即逃入缅甸。这样，在明朝之后，女真族再主中国。这是当年未曾随金朝的皇帝们到中原来的仍旧留在渔猎生活与游牧生活之中的“生女真”。(参见黎东方著《细说清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3页。)

清朝在接替明朝之前，在关外时已经有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两位君主。入关之后，多尔衮让降清的将领作前锋，平定了明末的“流寇”，进一步又消灭了南明的朝廷。此后，三位明朝降将被派往三个防区，平西王吴三桂驻守云南、贵州，靖南王耿精忠驻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驻守广东。但是，这三位明朝过来的降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到了康熙帝的时候，三位明将被逼造反，但康熙帝很快就将之一一削平。此后，又派施琅收回台湾，招抚了郑成功存留在台湾的势力，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此后，明朝规定的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清朝初期除了下薙(tì)发令及大兴文字狱之外，基本上还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汉人来管理汉人。

明朝的历史从朱元璋到崇祯帝，共十六主，历2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