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寓言，大智慧

今年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值得寓言人纪念祝贺。

1986年，我开始寓言写作，写作时间与学会成立几乎同龄，应该说是一种缘分吧。

寓言是穿着彩衣的真理——这是俄国著名作家陀罗雪维支在其名篇《寓言的寓言》中留下的格言，揭示了寓言在人类智慧和真理中的地位。

中国是古老的寓言大国，也是古老的成语大国，许多成语故事就是寓言故事。以先秦寓言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寓言，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真理之光，泽被时代新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少儿时代，语文课本里偶尔也收进一些古代寓言，如《刻舟求剑》、《自相矛盾》、《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南辕北辙》等，都是我最爱读的课文作品，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课文收进的外国寓言特少，记得只有一则伊索寓言《农夫与蛇》，我和同学们经常在放学的路上大声背诵这则寓言的最后两句：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恶报!从寓言中获得许多快乐。

我小学至高中阶段，正值“文革”十年浩劫、人民公社化的穷困年代。至今令我最难忘的三件事是：饥饿、寒冷、缺书读。其中对书的渴望，远甚于解决温饱。无奈那时家里贫寒，无钱买课外书，反复啃烂几门课本后，就无书可读了。偶尔看到别人翻阅《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等图书，我如饥似渴，死皮赖脸蹭上去看，验证了文学大师高尔基名言：“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我常到别家帮工，或代其子弟做作业，甚至期考时也让邻桌同学偷看，以此换来图书阅读。全村那几本旧书，不知翻烂了多少遍，仍然不解渴。有一天，不知我哥从哪弄来一本小说《林海雪原》，当时是禁书，不许公开传阅。我哥说，人家要他抓紧看，两天内归还。两兄弟就把小说架在竹箩上，边掰玉米粒边看小说。父亲发现我们脱米太慢，抡起木棒当头猛劈，兄弟俩抱头痛嚎，慌忙跳下木楼逃命，父亲大声吼叫，在我们身后甩出几个木凳，落地散架，差点砸死我们。现在想来，还是莫言最聪明，毕竟是世界级文学大师啊。他在诺奖感言谈到，小时候他也帮过村里有书人家担水、砍柴、放牛换书看，看完本村，又到邻近村子帮工换书，范围不断扩大，基本能满足精神饥渴。我就笨在不会扩展周边村子去阅读，混到今天，自己认为也是个三流作家而已。

1975年，我有幸进县城重点中学——都安高中就读。学校图书馆那时藏书有限，不少中外经典名著仍被打成“大毒草”，想看的书借不到。县图书馆每个周日，都开放两箱图书，免费供读者现场阅读。书箱刚抬出来，就像面包一样被抢光了，我能抢到的次数极少。县图书馆对面，是县新华书店门市部，当时不开价售书，书价不贵，但口袋缺钱，只能隔着宣传窗或玻璃柜观看。即使如此，我每次到书店都“格物致知”，着迷似地盯住各类图书的诱人封面，半天不愿离去。

1978-1982年上大学期间，我先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安娜·卡列尼娜》、《唐吉可德》、《复活》等一批中外文学经典名著。但那时候，图书馆或新华书店，寓言图书还是相当缺乏，很难满足阅读需求。

1982年毕业参加工作后，正值改革开放、全国各行业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时期，出版业也走出了“文革”十年的书荒岁月，图书出版种类日趋增多，逐步走上繁荣。那时工资虽然低，但我每个月都要挤出10元来购买各类图书，其中以文学类的寓言图书居多。至今，我书房的八个书架中，寓言书籍占了一个书架，大约有500册，包括中外寓言大系、大观、选本以及中外寓言作家作品的单行本。八个书架中，已经读完的书籍，也是寓言书架，有些寓言作品集甚至读了几遍仍然爱不释手，快乐无穷。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如下书目：

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寓言选》、吴秋林著《寓言文学概论》、凡夫著《黄鼠狼的名声》、金江著《老鼠理论家》、海代泉著《鹦鹉的诀窍》、凝溪等著《猫头鹰的疑问》、许润泉著《浮萍的哲学》、石飞编《中国寓言新作选》、余毅忠著《老猪学吹唢呐》、刘洁彰编《格言与寓言》、顾文著《放烟幕的乌贼》、陈乃祥著《黄鼠狼的法典》、湛卢著《乌鸦开画展》、吕德华著《独木桥上的狐狸和狼》、陈模主编《寓言幽默笑话》、少军著《小点点寓言》、马达选编《中国寓言佳作选》、刘猛著《猎人与狗》、邱国鹰著《狐狸打猎》、邝金鼻著《长颈鹿和上帝》、何公超著《童话寓言选》等国内作品;外国作品有罗念生等译《伊索寓言》、陈际衡等译《俄罗斯寓言百篇》、何世英译《克雷洛夫寓言诗集》、刘怀东等译《苏联当代寓言童话故事选》、远方译《拉封丹寓言诗选》、王俊仁译《达·芬奇寓言》、高中甫译《莱辛寓言》、吴庆先主编《世界寓言经典》(6卷)、仇春霖主编《外国寓言大系》(3卷)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罗列。我从阅读这些优秀的中外寓言图书中，不但获得乐趣，还获得启迪、智慧和力量，获得写作的灵感与冲动。

我的第一篇寓言《地老虎与蚯蚓》，发表在《河池日报》1986年1月21日文艺副刊上，从此坚定了我业余创作以寓言为主的信心。1987年7月，我荣幸加入中国寓研会，在更大平台上认识、了解许多寓言大师、前辈、文友及其作品，在这个全国性的创作队伍里，自己不再感到孤单，创作激情大增。

1986-1996年，我的寓言创作进入了一个多产阶段，不少作品陆续在全国部分报刊上发表。如：《狮王法官》(《南宁晚报》1986年8月27日)，《与鸡同笼》(《广西日报》1986年11月4日)、《骆驼结婚》(《贵阳晚报》1987年5月25日)、《鸭子孵蛋》(《春城晚报》1987年7月4日)、《国王召千里马》(《沈阳晚报》1987年8月28日)、《蜻蜓找工作》(《广州日报》1987年9月8日)、《蝙蝠贺喜》(《中国法制报》1987年9月26日)、《小鹌鹑跑步》(《中国妇女报》1987年10月26日)、《小牛的疑问》(上海《童话报》1987年11月22日)、《蟒蛇的旨令》(《创造与人才》1987年第5期)、《猪的抗议》(《北京日报》1988年1月16日)、《喝风比赛》(《广西文学》1988年第4期)、《蚂蚁大力士》(《石家庄晚报》1988年5月3日)、《蚂蝗的回答》(《厦门日报》1988年5月18日)、《鱼鹰的命运》(《泉州文学》1988年11月)、《狐狸收购寓言》(上海《故事大王》1993年第2期)等。不少同事都说，我的寓言在全国开花了。我感到欣慰，但不自满。

1987年6月，我的第一本哲理寓言集《蝙蝠贺喜》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之后，又陆续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鸡给狐狸拜年》、《三个和尚挖水井》、《天狗的命运》、《狼来了之后》4部寓言故事集。其中，《蝙蝠贺喜》1994年荣获第一届中国寓言文学创作“金骆驼奖”，《天狗的命运》1998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寓言文学创作“金骆驼奖”，有数十篇寓言佳作被收入国内外多种寓言选本。1998年12月本人荣获广西“德艺双馨”民间文艺家称号。个人的这些进步，都离不开文艺界、寓研会、出版界各位前辈、同行、朋友的鼓励、指导和大力扶持，在此深表真诚的感谢!

目前，本人的寓言新集《狐狸收购寓言》已完成编辑工作，精选近30年来创作的寓言作品200多篇，今年底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既是对自己30年创作的一次检阅与总结，同时也是献给中国寓研会三十华诞的一份礼物。

有一些文友问我，你30年来那么执着地读寓言、写寓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回答说很简单，一是因为寓言篇幅短小，读写一则寓言所花的时间也短小，符合我业余创作的需要;二是寓言是一种特别充满欢笑快乐的文学样式，读写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笑、无限快乐的过程;三是寓言虽小，却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和巨大的智慧，即“小寓言，大智慧”，不容小视。记得1987年，我邀请著名寓言家海代泉先生为我的第一本寓言集《蝙蝠贺喜》写序时，他对我说，“一则优秀的小寓言，它的寓意并不亚于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希望你坚持，不要放弃。”前辈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深爱寓言，不离不弃。

诚然，寓言这一文学样式既古老又年青。说它古老，是因为公元前3000多年，古巴比伦地区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记载中就有寓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就算成熟定型的中国先秦寓言，至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说它年青，是因为寓言历久弥新，生命力强，在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同时，寓言也需要与时俱进，更需要年青的一代传承创新，注入新时代的元素和特色。

我认为，寓言的创新是一个宏观概念，至少包括以下“七新”：新内容、新形式、新寓意、新题材、新形象、新语言、新作者。只有综合运用这些新的要素，才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