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史》看初唐人对诗歌风格的品评论文

论文摘要：初唐诗歌继承了南朝的绮靡诗风，不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些弊病没有得到刘正，而且，诗歌的内容也大抵是歌功硕德或以丈辞为娱乐的。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脸，并且有所发明和发展，使之日漆丰富和完善，这时唐诗走向成熟是有重要意义的。

论文关键词：初唐诗歌 南朝诗歌 绮靡 典丽

唐朝的初年，诗坛上仍弥漫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如何对待齐梁诗歌以及唐诗该确立自己什么样的地位成了巫待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及其重臣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从南朝之亡国的教训中认识到齐梁诗歌的弊端，认为应该融南北文学之长，建立新的文学体制。唐朝的文学主张是合南北之长处，而各去其所短。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文学有其各自鲜明的地域特点，其中的差异不是轻易就能够消除的，如何整合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南北文学，是摆在初唐诗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的艰难的历程。这从初唐的诗歌创作状况和当时人们对诗歌的品评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唐太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一方面提出文学应该“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贞观政要·文史》)，另一方面却爱好绮艳雕琢的诗风。唐太宗的很多诗确实有明显的南朝诗风影响，如《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鬼有乱行。莲稀声断，水广掉歌长。”当朝重臣们如长孙无忌，魏征、虞世南，上官仪等人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明显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生活视野狭窄，内容贫乏，缺乏强烈的感情，词采上注重华美雕饰。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奉和诗，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如许敬宗的诗:“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情深感代国，乐甚宴谁方。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岐凤鸣层阁，挪雀贺雕梁。桂山犹总翠，蓄薄尚流芳。攀鳞有遗皓，沐德林称筋。”(《旧宅应制》)这与梁陈的应制，奉和之作并无不同。这固然反映出了上行下效的现实，同时也反映出初唐诗坛在受南朝绮靡诗风余波的影响，诗歌还远未能真正成功整合南北的诗风，确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

初唐人对南朝诗歌的品评，《南史》中有明确的反映。《南史》八十卷记录了从公元四二0年至公元五八九年间宋、南齐、梁、陈四个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作者李延寿在唐太宗时代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与编辑过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

《南史》按士族门阀地位的高低来排列先后的顺序，许多为后世所称道的文学家，如颜延之、沈约、谢灵运等，都是作为朝廷官员而写人史传的，其文学才华只是作为一项特长而点缀其人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简短地一笔带过而已。陶渊明则被列人了《隐逸》之中，而真正的《文学》传中列举的大多是经学儒生。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在唐初史学家眼中，南朝文学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文学家的地位很低，甚至不如隐逸之士，陶渊明就是作为隐者被写人《南史》的，史书中主要记载了他的独立节操，而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歌，文中却极少提及。 《南史》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点评以“典”、“丽”、“美”为标准。例如说“鲍照字明远，东海人，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南史二.南史卷十三》)萧思话“子洽字宏称。幼敏痞寐，……救撰《当涂堰碑》，辞甚赡丽。”(《南史二·南史卷十八》)“严字彦威，幼有孝性，……又作《七算》辞并典丽。”(《南史二·南史卷十八》)谢裕“子微字玄度，美风采，好学善属文，……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南史二·南史卷十九》)。“肌字玄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南史二·南史卷十九》)“彬字思文，好文章，习篆隶，与志齐名。……彬献赋，文辞典丽。”(《南史二·南史卷二十二》)“弟瑜子千玉，少笃学，美词藻。”(《南史四·南史卷四十八》)“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击赏。”(《南史四·南史卷四十九》)“迟辞采丽逸，时有钟嵘著《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南史六·南史卷七十二》)“元简令嵘作《瑞室颂》以族表之，辞甚典丽。”(《南史六·南史卷七十二》)“傅昭尝请思澄制《释奠诗》，辞甚典丽。”(《南史六·南史卷七十二》)“软遗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武帝集序文，并富丽。”(《南史六·南史卷七十二》)

所谓“典”指“典雅”，《文心雕龙·体性》云“典雅者，熔式经浩，方轨儒门者也”，意为取法经典，依傍儒家立论。“丽”，本意“附著”，此处与“辞”相连，便指骄偶，《文心雕龙·丽辞》专论此事。从以上所引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南朝的文坛上，追求的是一种“典丽”“华美”的文风，这股文风一直延续到陈子昂登上诗坛，才明确地提出了兴寄、风骨的创作要求。

从唐朝建立到景云中，是初唐的九十四年，“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二十四》殷《河岳英灵集》)。初唐的主要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这个时期的诗歌发展轨迹，是逐渐而又缓慢地改变南朝遗留下来的绮靡诗风。唐太宗等人虽然想改变南朝绮靡的诗风，但是由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一个过程，初唐人对于诗歌的赏析还主要限于“调工”与“词美”上。所以，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喜好，李延寿在撰写《南史》的时候也会跟随初唐宫廷诗人们的审美情趣，对南朝的文人及其作品做出取舍与点评，在那些被认为富有文才的文人作品后大多添上一句“辞甚典丽”或“文章清丽”的评语;另一方面，由于初唐文坛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文学理论建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得已而沿习了南朝的绮靡文风。

初唐的诗人面对着南朝留下的大量诗歌，一方面要吸取其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另一方面要摈弃其绮靡、空洞的诗风。这需要几代诗人的辛勤探索。从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初唐的诗人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一切的方法，而是重视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同时用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去取代纤弱颓靡的情调。例如，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出兵高丽，还师辽东时所写的《辽东山夜临秋》:“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连山惊鸟乱，隔帕断猿吟。”魏征的《出关》也是这类作品:“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渴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落。郁纤阶高帕，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这类诗中表现出的雄浑刚健的气息，突破了南朝绮靡诗风余波的束缚，为盛唐诗歌的成熟作了有益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