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原文及鉴赏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鉴赏

阮籍的诗大量运用了比兴象征、神话传说、以景寓情、借古讽今等表现手法，曲折隐晦地抒写愤世嫉俗、感慨郁闷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言近旨远的艺术风格。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其实，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此诗也并不难解。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正如他“醉六十日”，以使文帝之“为武帝求婚于籍”，终于“不得言而止”(同上)一样，“酣饮”不过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内心的痛苦却是无法排遣的。史书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描写，就正是他痛苦内心的深刻表现。所以这首诗，只要看他“孤”“独”二字，就不难“曲径通幽”了。

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这两句诗，实际上是化用王桀《七哀诗》诗句：“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清人吴淇说：“‘鉴’字从‘薄’字生出……堂上止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风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诗选定论》)。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感受到诗人的旨趣。诗人写月之明，风之清，正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写“薄帷”、写“吹我襟”，真让人感觉冷意透背。这虽非屈子那种“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种特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五六句，诗人着重从视觉、感觉的角度描写，五六句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孤鸿”“翔鸟”的意象，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号”“鸣”的音响。这悲号长鸣的“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的眼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它孤独地飞翔在漫漫的长夜里，唱着一曲哀伤的歌。“北林”化用《诗经》“鴥(“音郁”)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秦风·晨风》)之典，从而暗含了思念与忧心之意。“北林”与“外野”一起进一步构成了凄清幽冷之境界。

结尾二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有如庄周梦为蝴蝶后“蘧(音“渠”)蘧然而觉”，心里有无限感慨，却又无处诉说，他也许想到许多许多：“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其十七》)。诗人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只能是无限的忧思，孤独地徘徊，永恒的悲哀。

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

岁夜咏怀

唐代：刘禹锡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一年比一年不得意，新的一年又将会如何?回忆过去一起交游的朋友，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我把闲居当作自由自在，把长寿看作补回岁月蹉跎。只有春色不管人情世故，在闲居的时候还来探望我。

注释

弥年：即经年，多年来。

新岁：犹新年。

同游者：指志同道合，同游共处的人们。同游：互相交往。

自在：自由;无拘束。

蹉跎：失意;虚度光阴。

无情故：不问人情世故。

幽居：隐居，不出仕。见过：谦辞。犹来访。

鉴赏

一般说来，守岁之夜(即除夕)人们常常盼望来年的诸事如意，大运亨通。而此诗却一反常情，首联便说：“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比诗人年轻二十三岁的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创作背景

“永贞革新”。刘禹锡被贬，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老母病逝，在护送寻柩过衡阳时又接到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诗人闻讯异常悲痛，写下许多悼友之作。此后两年在洛阳守丧，《岁夜咏怀》约写于居丧时期。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哲学成就——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