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的寓意特征

先秦寓言具有丰富的哲理性和朦胧性，或劝人从善，或讽刺、嘲笑丑恶，它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象，生动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期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借外论之”。在《天下》篇中，庄子又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由此可见，庄子所谓的寓言，意为寄托之言，就是假借别人的话，论说自己的理。先秦是我国寓言的萌芽期，也是我国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多、手法技巧之娴熟等多个方面，均令后世景仰不已。先秦寓言，不但故事完整，形象鲜明，而且逻辑缜密，寓意深邃，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不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为历代文人和广大读者所喜爱。

一、先秦寓言的哲理性

寓言是“根据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生活经验以至哲理概念，创造或引用与其精神实质相适应的足以表现这一经验或说明这一概念的故事形象，以印证其合理性，加强其说服力”。先秦寓言主要表现的是先秦时期的政治斗争、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客观现实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的胆识和智慧。这些寓言通过故事来寄托某种讽喻思想或见解，大都篇幅短小，情节生动。先秦哲理寓言往往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教育，这些寓言使深奥的生活哲理和道德教训从简单易懂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第一，先秦寓言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观点，但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先秦寓言中早已体现出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列子·天瑞》中“杞人忧天”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气体无所不在;地不过是土块积成的，土块塞满了四方，土地无处不有。因此，怀疑天地将要崩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这则寓言表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朴素认识，启发后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第二，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先秦寓言中的“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说明事物的发展各有一定的规律，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服从客观规律，不能任意改变或是创造客观规律;“画鬼最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明做事情应该讲求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做好一件事要用心才行，不合实际地乱说一气，那是很容易的。

第三，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充分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愚公移山”(《列子·汤问》)中，作者借愚公之口，说明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表达出劳动改造世界的信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第四，讽刺了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观点。“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挖苦保守主义;“郑人买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讽刺教条主义;“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嘲笑经验主义;“买椟还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讥讽形式主义等等。

二、先秦寓言寓意的朦胧性

由于寓言总是通过故事来阐述道理，所以当这些寓言故事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而存在时，寓言作者原先预设的那些意义，有的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出现歧义、转义等多种情况，最终造成了寓言主题的不确定与指向的模糊，这也使先秦寓言拥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现象，即寓意的朦胧性。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庄子本来是用这则寓言来说明他的养生哲学，即保全个人的生命和身体，从整篇文章来看，这是有深刻寓意的并且合情合理。庄子在本文篇首就开宗明义指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就是本则寓言的主题之所在。但当这则寓言作为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而传世时，作者的本意反而变得无法理解了，这则寓言的意义变成：要办好事情，一定要掌握客观规律，而要掌握客观规律，则必须勤学苦练反复实践。故事完全摆脱了作者的原意，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而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不断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来理解这则寓言，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使这则寓言披上朦胧的面纱，也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

先秦寓言的某些故事，往往会成为众多文人所引用和模仿的对象，运用同一个故事来说明不同的问题，结果可能会出现释义不同的现象，具有很大的自由度，而这种由于生活环境和个人遭遇所导致的含义转变与认识的差异，却又在无形中增添了先秦寓言意蕴上的朦胧美。如《庄子·逍遥游》有则寓言：越人习惯于光头文身，而有人竟要到那里去卖帽子，那是无法营生的。庄子用它来证实要有所建树的不可能，说明神人无功，宣扬其“无为”的政治观念。《韩非子·说林上》也有这则寓言，它的目的却是用来鼓吹变革和宣传法治的，告诫人们凡事要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扬长避短，这样才能成功。

寓言作家关心的是人生哲理的表达，创作时往往只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选择形象性格中的某一点加以夸大修饰，来完成思想的运载任务，因此，寓言的形象就没有性格的发展变化，更不具备性格的复杂多重的特点，它只不过是一种剪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欣赏，因为这影子的“似曾相识”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努力透过一看就懂的故事，在会心的微笑中去捉摸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吊起破译的胃口，设法作出各种不同的解答。

　三、先秦寓言的讽刺性

先秦寓言讽刺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统治阶级丑恶嘴脸的描露、对人情世态的讽刺以及对传统思维方式和陈腐思想观念的嘲笑、讽刺三个方面。

对统治阶级丑恶嘴脸的讽刺。先秦时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先秦寓言文学是随着诸子百家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的，是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产物。当时，由于经济、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变革，周王朝的中央政权日益丧失威信，思想领域更是多元分裂，古代民主思想和批判现实精神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先秦寓言的创作者们大胆地将讽刺矛头指向统治阶级集团，表现统治阶级的本质及其丑恶行为，揭露社会制度的腐朽黑暗。韩非在《说林下》中虚构了一个“三虱争讼”的荒唐故事：三虱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身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韩非子·说林下》)这则寓言故事以三个虱子争吃肥猪为喻，讽刺贪官污吏就像寄生虫一样吸干人民的血汗，国家正是在这样一群人手中才会走向衰败，人民的生活也因此痛苦不堪。 对人情世态的讽刺。“社会上种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和行为，有的暴露得很明显，有的掩盖得很巧妙。但是，无论它是隐是显，总逃不过人民的眼睛，他们的真实面貌，揭露在民间口头创作中，是极丰富的。”如《韩非子·说林上》中“卫人嫁子”的故事：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念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这与其说是一则寓言，不如说是一面艺术的镜子，对人心世态的揭露多么辛辣、深刻。

对传统思维方式和陈腐思想观念的嘲笑、讽刺。先秦时代，社会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诸子百家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政治哲学主张，使先秦寓言作品中充满传统与突破、复古与革新的尖锐斗争。先秦寓言作品对固步自封、片面武断、拘于形式等思维方法予以了有力地嘲讽，展现了理性的光辉，这是先秦理性主义和求新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如《吕氏春秋·察今》“刻舟求剑”的故事：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则故事讽刺了片面、静止、不知变通、墨守成规的人。它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种变化，适合于这种变化的需要。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是不行的。毫无疑问，先秦寓言在中国古代颇为发达的讽刺文学领域应是占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的。当然，作为寓言，讽刺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说理，以达到以情动人、以理悟人，于情趣中含无穷理趣，亦情亦理亦趣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先秦哲理寓言不是冷淡的议论，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以生动的形象触动人的感情，以弦外之音来暗示或启迪人的睿智，它是在真和善的基础上生出的智慧结晶。它不追求语言的确切，而要求语义的双关，它使用极简洁的语言，一方面叙述故事，同时又意味深长地隐约表现哲学的意味。先秦哲理寓言，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开放着繁荣灿烂的花朵。它的光泽和芳香，不仅使当时的人民赏心悦目，受到激励和启发，而且它的艺术生命长青，它的智慧的光芒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