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识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识，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一、人的称谓
直称姓名：大致有三种情况：（1）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2）用于介绍或作传。如“遂与鲁肃俱诣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称字：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
称号：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陶潜号五
称谥号：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叫谥号。如称陶渊明为靖节征士，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王安石为王文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公，王翱为王忠肃公，左光斗为左忠毅公，史可法为史忠烈公，林则徐为林文忠公。而称奸臣秦桧为缪丑则是一种“恶谥”。
称斋名：指用斋号或室号来称呼。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斋名为诚斋，人们称其为杨诚斋；姚鼐因斋名为惜抱轩而被称为姚惜抱、惜抱先生。再如称蒲松龄为聊斋先生，梁启超为饮冰室主人，谭嗣同为谭壮飞（其斋名为壮飞楼）。
称籍贯：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故而人称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故而人称张曲江；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汤临川（江西临川人）；清初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人）。清末有一副饱含讥刺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常熟”即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解。
称郡望：韩愈虽系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
称官名：如“孙讨虏聪明仁惠”，“孙讨虏”即孙权，因他曾被授讨虏将军的官职，故称。《梅花岭记》有“经略从北来”、“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句，“经略”是洪承畴的官职，“太师”是颜真卿官职“太子太师”的省称，“少保”则是文天祥的官职。《与妻书》：“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司马”指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马。把官名用作人的称谓在古代相当普遍，如称贾谊为贾太傅；“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嵇康曾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至今人们还称其王右军；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遗，故而被称为杜拾遗，又因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杜工部；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被称为刘宾客；柳永曾任屯田员外郎，被称为柳屯田；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被称为苏学士。
二、古代职官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的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安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谭嗣同》“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当时掌管军事要务。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 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三、文言文中的辩论技巧
从春秋时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即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化。到了战国中期，各国互相攻伐，群雄争霸，战乱频仍，列国分立开始趋向统一。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激起了新旧势力和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剧烈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思以其道易天下”。因此，雄辩家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有的“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有的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示着自己唇枪舌剑，巧舌如簧的辩诘雄风。
可以说，在这个需要论辩的时代以及以后许多的朝代，都有着滋生论辩的土壤，从而使这些论说文能蓬勃地发展起来。到今天仍流传下来不少的关于论辩的故事和研究论辩的篇章。这些“土生土长”的文章，有的志在显扬真理，有的以新奇取胜，有的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湛义理，有的则可称之为诡辩。这些文章都熔铸着思想家们的真知睿智，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目的性极强的论辩文化，有着鲜明的论辩目的、论辩原则、论辩方法和论辩技巧。
诸子百家中有许多辩者，有的反对“辩”，有的主张“辩”，但都没有脱离“辩”的范畴，或者说，“辩”之气仍然在文章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文章或循循善诱、或步步紧逼、或以事说理、或比喻论事。其论辩技巧之高超，令人拍案叫绝。孔子反对“辩”，但孔子在对其弟子的传道授业中就有近乎论辩的言语。例如《论语》中的一篇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在文章开头，孔子就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循循善诱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了一点，你们就不说了。你们平时在家的时候总是说不了解我啊。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做些什么呢？孔子没有直接批评他的学生，而是用这种询问的口气去点拨他们，让他们从中获得教诲。墨子倡导“辩”，在他眼中，“行说人者，其功善也多”（《墨子·公孟》），意思是能够“谈辩”、“说书”的人通过辩说向别人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人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墨子·公输》（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中，墨子认为，公输盘自认为讲仁义，不杀很少的人，却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要杀死许多无辜的老百姓。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在这则论辩中，墨子采用了迂回诱人的论辩技巧，他先诱使对方提出了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然后以此来反驳，从而使对方陷入自己挖掘的自相矛盾的陷阱中，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维是错误的。
孟子反对“辩”，却以“好辩”著称。他曾经无奈地自我解嘲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一书就集中体现了他雄辩的特点，具有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墨酣畅的风格。孟子善于运用多种方式进行辩论，逻辑谨严。其中最多的是各种发问的方式方法，时而提问，时而设问，时而反问，运用自如，灵活多变。其次，还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陈述事理，辩论是非。例如《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高中语文必修四）就是其中一篇优秀的论辩文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在这篇文章中，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总算尽了心啦。河内遇到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到河内去，把河东的粮食转移到河内；河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邦国的百姓没有更减少，我的百姓没有更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两军打仗的时候，有一方扔掉盔甲拖着武器逃跑。有人逃跑了一百步然后停了下来，有的人逃跑了五十步然后停了下来。如果凭自己只跑了五十步就来耻笑别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于国”尽心，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孟子通过“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浅显的比喻让沉湎于自得中的梁惠王明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尽心”，因为“尽心”的关键在于实行“仁政”。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这种方法在苟子的《劝学》（语文必修一）中也有体现。例如开头就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类推晓喻一个道理：只要持之以恒，努力不怠，就可后来居上。这种方法叫做比喻式类推法，是通过两类事物的相似点来论证或反驳一个思想的是非曲直的一种方法。这种方式在文言文中最常见。
庄子也反对“辩”，但《庄子》一书却是在不停的论辩。寓言说理在《庄子》一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据统计，《庄子》一书中有一百多个寓言故事。其中《逍遥游》就是最具典型的脍炙人口的寓言（高中语文必修五）。寓言是带有劝喻或讽刺意味的、潜含着说理论辩的故事。从形式上来讲，其结构一般都很短小，但充满着智慧哲理。从表达方式上讲，寓言就是借此喻彼，或借小喻大，或借远喻近，将深奥的道理通过简单的故事体现出来。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蜩与学鸠笑之日：“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在这则寓言中，庄子通过“鲲鹏之变”、蝉与斑鸠、朝菌与蟪蛄、冥灵与大椿、彭祖等的描写，晓谕了世界万物，就其形体而言，大至鹏鸟，小至尘埃；就其寿命来讲，长者如冥灵与大椿，短者如朝菌与蟪蛄，它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似乎各任其性，各得其所，逍遥自在；然而，仍然要有所凭借——“有待”。
庄子所谓的“逍遥游”，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就是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历程。由于这种事理上的一贯性和理解上的同一性，我们的思路在感受那奇特的想象、领略那语锋逼人的变化超脱中，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庄子所设置的意境，接受了庄子的感染，从而完成了寓言说理的吸引人、感染人的任务，理解了庄子理想人格所追求的目标。 除了诸子百家，在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名人策士。他们都是能说会道的辩士。例如，张仪（战国时期魏国人）巧言令色在秦国推行了连横策略，苏秦（战国时期东周人）则通过他的巧妙辩才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在当时还有许多被称为“辩者”的人，如邓析（春秋末年郑国人）、惠施（战国中期宋国人）、公孙龙（战国末期赵国人），他们以辩为乐，能够“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庄子？秋水》（必修三）。在中学课本中，也出现了许多公认的雄辩者的形象，例如邹忌、触龙、烛之武、曹刿、唐雎、晏子等等。下面就其中的人物形象作个简单的分析。我们来看选自《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佚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曰，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关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较式推理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比较发现别人的错误观点，然后进行反驳让对方明白道理的一种方法。邹忌将妻、妾、客三者的回答和自己的“窥镜自视”作比较，发现他们的回答都不是出自内心的，由此得出结论：那是因为他们私、畏、有求于他。于是他从中得到启示：宫妇、朝廷之臣、四镜之内也会因为私、畏、有求于王而不敢说真话。于是入朝见威王。邹忌见威王后，并没有单刀直入地向威王进谏，而是先讲自己的切身体会，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水到渠成地讲出“王之蔽甚矣”。他先叙述了妻、妾、客蒙蔽自己的原因，然后从自己的生活小事推而至于国家大事，说明齐王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因而所受的蒙蔽也最深。这里没有对威王的公开批评，而是以事设喻，以坦城制造了一个谦恭的氛围，消除了齐王的防御心理，启发诱导齐威王看到自己受蒙蔽的严重性，使他懂得纳谏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反躬自问，推己及人。“王之蔽甚至矣”一句，点明了进谏的主旨，犹如当头棒喝，一针见血，使其猛醒，具有强烈的表达效果。齐王听了以后，觉得确实如此。于是马上下令，广纳批评意见，一时进谏者门庭若市。由此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另外，像《烛之武退秦师》（高中语文必修三）运用了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方法巧妙地说退了秦伯，保全了郑国；《触龙说赵太后》则用旁敲侧击、欲擒故纵的说理方式动之以情，喻之以义，打中了对方要害，赵太后也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的糊涂女人，因此不等左师公把话说完，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让自己的儿子长安君到齐国作人质的要求。
总之，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类论辩者都在企图通过自己的论说方式来扬道释理。亦即通过谈说论辩的方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产生在这个时代，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的。因此，挖掘这种论辩的技巧和特色，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代人的思辩方式，从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挖掘为我所用的精华。通过批判的继承，语言的创新，使中国古代论辩中的求真求治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着它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当代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在网络时代里，在越来越频繁的人际沟通中，在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的锻炼和培养中，在思维能力的增长创新中，注入古代论辩艺术的合理因素，以此不断延续并弘扬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