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扞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的语言发现。

1、“百花争鸣”与“众语喧哗”。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歌的“大写时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来文化的新诗歌写作尝试在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之后，再次走进了“失语”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种诗歌的写作理论和写作的尝试都失去了绝对的权威，而任何一种写作或者诗歌的言说方式，都成为寻求中国诗歌和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这个诗歌不再得到众生膜拜的世界里，诗人的创作流派越来越繁复，我们有幸看到新诗歌写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争鸣”。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够雄厚的新诗写作领域，由于缺乏有绝对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百花争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问题，也无法在传承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走得更远，或者再次掀起一轮新诗写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势以及创作群体的离散情境之下，“百花争鸣”逐渐变成了“众语喧哗”，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而最终还逐渐沦为了体现一种语言力量的书写行为，诗歌对于思想的震动在不断地降低。

2、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

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变化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诗写作而言，“个人诗学”写作是传统诗歌写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诗歌写作尝试一次次碰壁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知识谱系”，这种“个人诗学”的写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诗歌本身或者诗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本质属性，而是在预示着一种写作权利的苏醒与语言使用的重担。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试图通过诗歌语言彰显自身的个性，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使得新诗歌的写作在语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语言，成为写作者必须要挑起的重担。同时，“个人诗学”的发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首先，“个人诗学”对于建构的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诗写作在语言使用的重担之下，虽然使得诗歌的叙述出现了一种分离的态势，但是在不断的语言写作的重组过程中，包容了众多的个体对于可能实现的意义或者秩序的呼唤。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诗歌语言逐步开始转变为生存世界的语言，并且在对个体生命或者现实意义的期待之中，试图去言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暂时性本身并不具备突破现实秩序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成为一种生命经验的拓展，更无法显示与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实表现出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这种状况的出现，只能够解释为“个人诗学”对于诗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种后现代式的生存状态或者消费意识同样也对这类诗歌的生成逻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诗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单单地意味着诗歌失去了反抗意识或者对纯粹的诗意的追求，即使是“个人诗学”呈现出了碎片化、单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谬式书写，它同样也蕴含着一些试图建构的意图。其次，强调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的使用。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诗歌写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影响和制约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诗还是生活抒情诗，过度的制约必然导致某些挣脱束缚的诉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开始的诗歌写作对于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使用的强调，就显得并不意外，同时也绝非偶然。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诗歌写作失势以及现实生活对于物质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场景介入诗歌之中，而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不仅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虚蹈，还要试图在日常琐事之中提升出诗意。这一点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例证的，在传统的诗歌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借鉴白居易从简单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诗意的手法。

但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遮盖，使得更多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舶来品的功效。在这种背景下，具体的意象、语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语言与现实”的融合方面具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西川提出诗歌应该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将众多意向融为一炉，在一篇诗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恶、美丑，然后将判断的权力交予读者。而这种手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它试图将时代的意识、审美、心态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语言之中。在西川的长诗《厄运》之中，就体现了这种写作的方式，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有效地将“词”与“物”相联系，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个人好恶的倾向，而是试图不断地延伸诗歌自身的思维。“个人诗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自然地生长出了“个人化叙事”模式。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了诗人写作天然的一种权力，然而在个体身份以及经验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必然包容着某种个人书写的文化政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抢滩登陆，并且迅速推动了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形成，这就使得我国的诗歌文学创作不仅一直存在个人主义写作的历史，同时也存在个人主义的阅读历史。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深度的表达，从而使得这种文化阅读逐渐向平面化延展开来，并且最终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人欲望表达的某种注脚。这些现象都提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已经使得中国的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没有了立足之地，而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诗学”的新诗写作则开始迎合西方审美，并且与日常生活开始了深层次的互动和相互的介入，诗人们通过倡导“从隐喻中退却”，选择“拒绝深度”、“拒绝价值”以及明显带有文类兼容倾向的“叙事性”，试图推动诗歌回到语言的最本真状态。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诗学共鸣。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翻译体现象。

所谓的“翻译体”现象是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模仿，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现象。然而，在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现象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地只从诗学现象出发的研究，会导致对诗歌本身研究问题的忽略。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变化无疑会使得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产生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从而引发对汉语言在诗歌写作中应用的再认识或者对诗歌语言的再建构。翻译体现象的出现对中国诗歌写作而言是警钟，它使得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遮蔽的后果，从而开始反思汉语之中的传统与现代、语言运用中的东方与西方矛盾，并且开始重新确立起汉语的主体性地位，试图追求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民族化的“政治”诉求。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

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