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是否经得起考验精选

当代诗歌是否经得起考验精选

一、死亡

诗人在当代，或许只有死亡才能让人记得，让人引起关注。自海子死后，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海子去后的第三个月，骆一禾去了。当然，海子之后最轰动的莫过于顾城的死亡。在如今的时代，或许只有诗人愿意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光怪陆离的当代，选择如此强执个性的行为走入历史。

如果诗人只有用死亡来引起当下的我们对诗歌的阅读，这种方式确实让爱诗读诗的人难以接受。但是现实之中的诗歌、诗人却将“死亡’这个避讳的词臆想的壮观无比。固然诗人的死亡和诗行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文字来自于诗人的大脑，而这种不约而同对“死亡”意境的升华难免不是一种误导。“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海子《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优雅的举止和贫寒的窘迫/曾给了我不少难言的痛楚/但终于我的诗行方阵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绝不是我的归宿（食指《归宿》）；那是一种祭奠的仪式/在死亡的山岗上/我居高临下（北岛《白日梦》）”……毫无疑问，诗人的死亡更多缘自对诗歌的绝望。当今诗人的窘迫与诗歌的窘迫狭路相逢不仅是诗人的危险遭遇也是时代的悲哀遭遇。诗人在自己梦想或偶尔塑造的远离现实生活里，谱写诗篇。与世隔绝，不与外界张望，拒绝一种机械化的生活模式（如顾城，他们的代表），诗歌成为他们手中唯一的枪，并用此来牵强的描绘生活。也正是他们如此的生活，使他们愈来愈不溶入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由于诗人自行远离也就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以为诗人自闭式的写作是其重要原因。当然社会世俗的经济观使诗人自认的“道德谱系”面临崩溃，“道德价值”也面临拯救。本已脆弱的诗人们无法忍受太多精神信仰“被摧残”，悄然选择死亡，而后又以一种“仪式般(自杀)地姿态”面对社会，控诉时代“变相杀人”。

而这种“自我性”、“自愿性”的死亡本身是需要否定的。他们往往是诗歌的精英，他们的死亡“集体无意识”的又诱导了诗歌的死亡。这些优秀诗人的死亡不仅使诗歌质量下降，更让诗人团队缺少领路人！由此想象，当我们看到的诗歌没有价值、没有底蕴的时候，难免不回想起那些曾经给诗坛带来火光的诗人。而他们脆弱的心灵选择死亡的道路时，当下的诗歌还能经得起风浪吗？而剩下的那些可贵的精英又该如何做呢？

二、消逝

之所以用“消逝”，是因为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诗意。当我们唯一有可能保持诗性土壤的大学也变得跟风追俗时，我们便可知道现实的真切。好几时候，诗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另一种空间，开始逐渐远离现实。而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毁灭了诗人衍生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大生产，需要的是懂得机器的人，是会机械化操作的人，生产的是工业流水线上无个性的个性，栽培的是大学理工科公式化的人才。物质利益，别墅聚居、金钱的思绪、权力的诱惑一拥而上，占据了大脑几乎全部的位置。我们究竟有多少地方给于文化的思考，答案是否定并决绝的，不留余地的顺应时代。我们引以自豪的思想、信仰、认同感、价值定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生活平面的欲望、功利、金钱资本中推翻的所剩寥寥。诗歌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诗性、文明、文化环绕的界面。

当代诗歌在这样的境地里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

三、游离

翻阅流行当下的诗人作品，一个个晦涩、执拗、生硬、莫名的语言游离在诗行中，甚至充斥诗歌全部。“哐踢嗒/火车向前，传送带上风景站立不稳/它的喉咙被戮进异物，叫喊//哐踢嗒！哐踢嗒/火车拐弯，火车的腰背肌肉鼓凸/迸溅出力来将乡村弹进波荡的黄昏（艾龙《谢幕人》）;我游离在性别之外/加洲旅馆，一个拥抱的核，爆炸，旁观，四道水兑了盐/兑了毒/沙哑的时间不知所措/诗歌开起电话会议，只有死亡才能监听（安琪《借口》）”……这些游离的风格似乎让我们明白：大抵是我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而无法理解、认同，当代诗歌本身并不存在这些现象。

或许事实确实如此，问题是，诗歌毕竟不是刻意的造作。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关于诗人自认的环境，在他们看来，诗歌早已成为他们私下交流的东西，已经没有拿出来大家共同欣赏的必要了；或是诗歌在当下没有值得留恋的环境，由此他们一个个的进入到封闭式写作过程之中，诗歌的涵义是他们自恋式的抒情，词汇是他们自己的专用语，外人的明白与否早已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也不否定诗人自认为诗境的消逝早已宣告了当下对诗歌的漠视，所以他们早已不在乎外面的想象；另一种可能是诗人在当今的时代里早已失去了诗人应有的传统，呆在自己的居室里自导自演，凭空想象外面的世界，而缺乏生活经验的他们只能在自己臆想的社会环境中写作，并企图以游离地语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

而我要说的是，诗人自身的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我们诗人的自闭，习惯了单调的生活，不再注视外面太多的事情，不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诗词的优秀传统早已被其颠覆，民众的喜怒哀乐早已不是他们所要关注的话题。诗语就在这种生活中穷尽而晦涩、执拗、生硬、莫名，最终游离，也就颠覆了他们自身。

四、逃脱

关于逃脱的话题，根本在于集体的无奈！

我不得不这样说。想当年梁小斌、韩东、王小妮、陈染、林白、北岛诸人都是诗歌的“中坚”，而他们逐渐脱离这个队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他们走后诗界的无奈与穷尽！他们在小说中扬眉吐气，在大学里说古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新生代”小说的建树，是散文、随笔。（我在2005年的诗歌集中看到了韩东、王小妮的诗篇，但这仍然不会否定他们的逃脱，毕竟是个案，是偶尔的诗作。）

对他们本人而言，现在的状态或许是正确的，毕竟他们相继取得了成功。问题是他们走后我们的诗歌怎么办！较之死亡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客观的，但他们这种集体性（尽管他们并不曾有过什么宣言或是仪式，但终究是大批的）的逃脱带给后来诗人的阴影是无法估量的。毕竟，现下的诗人在诗歌无法坚守的时候难免不回想起他们的先辈、同仁曾经的'努力。而展现给我们的，却是这一批优秀的诗人曾经无法改变诗歌的困境，却在另外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身是不好的兆头，在诗歌的立场上。

这与我前面的言说是矛盾的，但我还是另外列了出来，毕竟，现实的生活是矛盾的，现实的诗歌是矛盾的，现实的一切都是矛盾的，包括我，一个青年，对诗歌的思绪！

五、尴尬

说起这个话题源自于2006年的《南方周末》。其中一篇关于翟永明的叙述让我颇为惊恐！想来确实如此，当把诗歌朗诵会最后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翟永明是勇敢的，是我们愧对于诗歌，时代愧对于诗歌。这也就是坚守的尴尬！并让我们肃然起敬，但这又是悲凉的。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诗歌大会的枝繁叶茂，在泰山、贵州、海南，在青海湖，在北京。然而当我们真正正视他们的时候，是否想过究竟是“诗人”、“诗歌”的幸事，还是“宣传”、“作秀”的尴尬。也许是我关注的诗人太有限，据说著名的诗人竟然没听说一个，什么华侨诗人、学者诗人、打工诗人。

如此看来，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早已归于历史，现实的诗人大概可能是那些偶尔做诗的诗人，诗人由此不再是一个让人敬仰的名词，而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字句，只要写几句，发上一二篇就能获得若干叫做什么著名、XX派代表诗人等等修饰语。一如现在的“大师”，但凡著名的都是大师，对国学有研究的就叫“国学大师”，说到此，确实是我们落伍了。

最后只能为翟永明等诗人默默祈祷，愿他们坚强，并由此坚守！

坚守继续，尴尬继续！

六、末路

不知道我们知否记得1998年。在那一年郭路生重新走上舞坛，在各个媒体报刊。就在那一年之内，郭路生开始徜徉于华夏大地，其早年的诗歌也被挖掘出来，一时洛阳纸贵。稍后的2001年，《人民文学》将迟到的“诗歌奖”颁发给了海子，2005年央视将“桂冠诗人”给与梁小斌，归去多年的海子与偏离诗歌多年的梁小斌又落入我们的眼帘。

需要自省的是，当我们的诗歌奖给予那些业已别离诗歌多年的人（包括亡者）时，我们的诗歌也就进入到了“回想”的状态，这种回想似乎隐约的告诉我们当下的中国诗歌已是末路。一如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回想他引以为骄傲自豪的少壮时代，并由此来填补如今诗歌的苍白无力。正是这种隐藏的奖项使得我们忽视了如今诗歌的困境，暗藏了诗歌走入困境的事实，同时也昭示着诗歌的灭亡！

这也许是必然，当诗人选择一种决绝地仪式告别，作为载体的诗歌自然会循着这种仪式，而后宣言：末路。

拯救之根本——风骨

关于诗歌的拯救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从刘勰、钟嵘、陈子昂到白居易、苏舜钦、陆游，乃至黄宗羲、顾炎武“徒事空文”的批判，最后至上世纪新文化运动无一不包含廓清诗风的呐喊。他们的努力与成功也许给了当代诗歌一条非常值得借鉴、思考的途径。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诉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意义。在贴近现实，直面疾苦中得到文笔之神化，由此才“梗慨而多气”。刘勰之风，是"乃化感之本源，致其之符契"之风，骨则是“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清骨峻，篇体光滑”，是风骨最终的诉求，说明文章要有内容、有思想，似人一般骨峻清貌，高雅洁傲，看起来是雄姿英发，神采奕奕。

稍后，艳丽、浮华的晋宋诗和“上官体”弥漫初唐诗坛，虽经王、杨、卢、骆的革新，诗风依然沉迷。此时，陈子昂恢复毛诗风雅比兴美刺的重要传统，让诗歌在复古的“通变”中振起。陈子昂首先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了理论，提出“风骨”。用意就是“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每一永叹，窃思古人，长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同时认为“兴寄”之于“风骨”不可或缺，只有有内容的言，才能有骨，形式技巧的片面强调是不会有骨的，”言意并重”才是风骨。而文章的风骨并重，才能构成文章之力。这样就一目了然，目的也很明确：继承“汉魏风骨”以振兴初唐文风。郭绍虞先生说这句话“提出了唐诗成功的原因”。

《登幽州台歌》就在这样环境下诞生了。像一声惊雷，震响整个初唐文坛。陈子昂看来，"图正始之音"才是诗歌振兴的关键。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编竹篇序》中多次说明承接风骨之重要与必然，"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样复古并不是简单的仿写复制达到风雅颂赋比兴，更重要在于悲凉慷慨之人生大气，寄托救世、建功立业之积极入世。从而化开了齐梁、上官诗风的颓靡不振，首次提出情思、辞采、声律结合的美学，比起"永明体"来进步何止百倍。后来的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也说“唐文，子昂始变雅正”由此可见当时陈子昂提倡之正确，为唐朝诗风作了极为正确的导向。之后李白在《古风》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甚至在《梦粲本事诗》中更为直接“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舍谁”，稍后的杜甫“三吏三别”所以永垂，亦在于此。这也可以说是陈子昂的功劳。后来的韩愈、柳宗元之古文运动、白居易之新乐府，都是建立在陈子昂号召之基础上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进一步强调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就看到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实质了，“现实主义的再深化”是真正目的所在。

综合看来，陈子昂成功的出发点在于坚守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入民众疾苦，了解发掘民族文化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有所继承，有所摒弃。遵循的是“诗言志”，摒弃的是南北朝的萎风格韵、上官仪等人“宫廷诗”的华丽不实。

至此便知如今的诗歌，无论怎样的革新开拓、吸引眼球，唯有切实的、贴近民众、亲近自然的朴素语言才是最真实、最经典的。唯有真挚、自然、贴近生活、体悟民生、透视社会疾苦才是诗歌发展的本质动力。

当代诗歌需要高扬风骨的旗帜。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扎根群众底层之于民生疾苦，放眼世界之于中华文化，继承中华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学其神而弃其形，直面现实，坚守道义、责任与情操，忧忧患、赋民生、倡美刺、寄风雅，把苦难渗入内心，叩问人民、时代、民族之生命体验，蕴涵时代特色，展现诗人自身之风格，建立当今时代之诗歌。这才是当代诗歌崛起之根本。诗人自唱自吟、闭门造车、追求词藻、故作艰深的面具早应该摒弃；批评家表里合一，自觉拒绝妩媚、隐靡、颓废之作，惟品味不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