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收藏家的生涯

姚志华的古籍收藏生涯

一九九一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岁岁的姚志华正式来到沈阳古籍书店上班。这里给姚志华的第一印象就是破败。没有宽敞明亮的店堂，营业室仅是四个互相独立久未装修的门市。姚志华被分配到新书组，经营新版古籍。从小喜爱读书的他很快沉迷于这种环境之中。姚志华回忆：不能用博览群书来形容那段时光，因为那时还仅仅停留在“看”的层面，还极少领悟。但那段时间确实很充实了自己，看书看得兴奋甚至荒唐，无论经史子集拿来即看，翻开即读。那段经历也给他日后从事古籍收藏以知识上的储备与精神上的向往。上世纪90年代藏家用自行车驮着古籍卖。

1996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姚志华被调到了沈阳古籍书店旧书部。这是他真正接触线装古籍的开始，至此，他才开始真正了解何为木版，何为石印。姚志华回忆说，“那时，旧版线装古籍存放在营业室后面的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古籍书店的老读者都知道那个小屋。”他回忆，那时存放的图书多以清版木刻为主，康雍乾均有，而且品相极佳，难得的是多为集部，更难得的是那时价格还很低廉，百十元钱即可。“几百元能买到善本。现在已经非几万不可。”姚志华感慨道。他回忆，那时的沈阳古籍书店有收购业务，常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以前的藏书来卖，每逢这时也是姚志华最开心的时刻，他势必在旧书堆里翻捡挑阅。

1、废纸堆里淘到宝贝填补国内空白

1997年，姚志华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江西瑞金版的《论联合政府》，凭多年经验积累，他知道这是难得的版本，便收藏起来。后来这本书还被多家媒体报道，因为填补了国内版本的一个空白。此事对姚志华的影响很大，对版本的执迷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与其他藏友相比，姚志华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他从事的这个行业，可以接触到难得一见的古籍，甚至能经历一些人和事，成为他从事古籍行业二十年的难忘回忆。 2003年，姚志华开始主持沈阳古籍书店工作，次年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有很多申报资料，和作为申报条件的馆藏资料都是由古籍书店负责提供的。申报成功之时，姚志华和同事们非常高兴。“同年10月，我与当时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王清源相识。得以聆听她对宋版的讲解，王老师古籍版本知识渊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宋版书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 ”

2、收藏界鱼龙混杂为怜悯险受骗

2004年辽沈地区收藏行业开始红火，由于工作原因，很多媒体聘请姚志华当顾问，也有很多人找他鉴定版本，此间经历多半让人难忘，但也有个别人事，令他至今心悸。一年冬天，一名老者拿一本古籍询价出售，老人衣衫破旧，看起来生活比较困苦。而他手里的那本古籍，姚志华一看外表就知道是平常的书，他本来不想收购，但是看到老人的困境，不由得心生怜悯，正要付钱的时候，姚志华偶然翻开这本书，发现里面竟有杂页拼凑!这时老人突然抢过这本书，瞬间逃跑了。

从事古籍行业多年，所经历的人和事，在姚志华看来，除了让自己能在专业上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个人修为上，让他无法割舍传统，违背仪礼。在姚志华看来，这种古典情结，是任何其他收藏都不能给予的。 姚志华认为，二十多年来，最难得的事就是以书交友。“2005年在一次拍卖会上与成都古籍书店裴老相识，当年老人已近七旬，版本要点，逸闻趣事随口道来，使我敬佩不止。随行还有一杭州至交，本来订好几月后沈阳相聚，回沈后十余日没有消息，电话探寻，接电话竟然换成了别人，原来这位朋友在离京途中，出车祸离世。 ”

3、“线装书崇拜症”是种伪崇拜

作为古老文明的象征之一，线装书已经演变为一种身价与学问的符号，在一些收藏者的眼中，收藏线装书的人比收藏平装书的人档次要高，哪怕你收集的是线装书里的垃圾货。这就是所谓的线装书崇拜症。

线装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难道所有线装书都值得收藏吗?

姚志华介绍，线装书只是古籍图书的一种传统的装帧形式。由于至宋以后，古籍图书大多以线装的形式装帧，至使线装书成了古籍图书的代名词。但其实两者的逻辑关系是：线装书并不都是古籍图书，当代出版的画册等有很多都以线装的形式装帧。但这些绝对不属于古籍图书。

另外旧版古籍图书绝不止线装一种装帧形式，除了线装之外，还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金镶玉装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古籍图书的传统装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知，线装书只是古籍图书的一种装帧形式，并非所有线装书都是古籍，只是古籍类图书多用线装装帧，行业内习惯性的以此作为古籍图书的代名词。线装书具体的装帧形式是：将书页书口版心向外对折，齐页处打孔，再按特定的穿线方式穿线装帧即可。

古籍收藏痴 杜衡权

广州西关古玩城“知好乐”书店、厚重的汉简体而闻名于岭南书画界，更因其三十多年来痴迷各种古籍、碑帖，不惜血本收藏抢救上万册珍贵古代线装书而为人称道。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衡权，一家世代嗜书如命。祖父是读书人;父亲五十年代旅英归来时，带的行李主要也就是几大箱书籍，其中不少还是当年被八国联军劫走的珍贵图书。家庭的文化浸淫，可惜“文革”时杜家二度被抄，那些珍贵的书也毁于一旦。後来，杜父嘱咐他，一定要尽力收集一些线装古籍。杜父说，起源於宋代的线装书，一直流传到民国期间，每本线装书都是一段历史，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杜衡权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三十多年来他跑遍大江南北，收集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包括碑帖、画册和经、史、子、集等，经其抢救整理的，达一万册以上。其中下少是非常珍贵的版本。如《圭峰山定慧禅师傅法碑》(明代拓本)、《汉礼器碑》(清代拓本)、《尚论书》(清代手抄本)、线装《二十四史》、《石门颂》拓本等等。杜衡权说，他将来要将这些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其实;杜衡权从十岁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种线装古籍。那时候，广州纸行路、东川路的废旧图书收购站里，经常会有些被清理出来的线装书，杜衡权守候在收购站附近，经常会有不少意外收获。

上世纪八十年代杜衡权刚结婚那年，他带着二千多元钱携新婚妻子到北京度蜜月，进京的第一天，他就在一书店中发现了一堆堆的线装书，爱不释手，一口气买下了几十本，结果，身上的钱花得剩下回广州的路费了，他们只好提前结束蜜月旅行。这是杜衡权真正系统收集线装书的开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杜街权高薪受聘为天津某酒店老总。这从经济上为其收集整理线装古籍的爱好提供了支援。而在有京城后院之称、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天津工作，又为其收集更多珍贵古籍提供了不少机会。平时，只要一有空，杜衡权就会往古籍书店、古玩街、旧书市场钻，他还利用各种渠道，摸清了天津城内藏书家的情况，只要哪家有书转手卖出，他总会及时赶到。

碰到合意的书，杜衡权从来是不吝惜手中银子的，虽然他本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平时，为求一套珍贵的线装古籍，花上成千上万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罕奇事。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书展上，他为了一套清代大字版的《二十四史》等古籍，曾倾尽当时家中所有的六万元积蓄。而迄今为止，他所做出的最大一次购书举动是在一九九一年。当时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辞世，杜衡权花了十六万元将其所遗留的六大书架书全部买来运回广州。所花的十六万元，几乎是其一年的薪水

收集来的线装书，由於年代久远，步少都巳残破不堪，或残缺下全，杜衡权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小心翼翼地将书修补、装订、拓裱，同时，还多方寻求古籍的残缺部分。曾经有一次，他花两百多元买来一团烂竹纸，将其泡在水中，让其慢慢断关，然後逐字裱出，发现这竟是罕见的《石门颂》拓本!这一整理过程花费他一年多的时间。在收集、修补、抡救、整理、阅读古籍的过程中，杜街权业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古文知识，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厚。

几年前，杜衡权辞了天津的工作，在广州开了一家专营古籍的个体书店。如今，只要走进这家书店，就可找到从明到清末、民国的木刻，石印、活字、珂罗版、稿本、抄本、百衲本、拓本等各种线装书。虽然在广州爱好古籍者寥寥可数，杜衡权古籍书店的生意自然也下见好，但杜衡权乐此不疲，他也省去了每卖一部古籍就就心痛的烦恼。在这里，他可以随时徜佯在古籍的海洋中，与有相同嗜好的书友，把茶相叙，交流藏书经验和资讯。从买古帖碑拓到渐渐爱上古籍，见到好书，总是兴奋得夜不能寐，而他在书斋中也常可修心养性，时时拿出珍贵的碑帖挥毫临摹，其乐无穷。杜衡权自幼爱好书法，少年时即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景舒临池，刻苦潜心钻研古今大家作品，特别在汉简、隶书法方面独具心得，形成自家风格的容“金、石、简、篆、隶”一体优点的书法，深受同行及收藏、学习爱好者赞誉。所以，他取《论语》“知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之意，将书店命名为“知好乐”，亦称“杜衡权书法工作室”。

藏书家陈朝晖与线装古籍之缘

重庆市涪陵区陈朝晖藏书4万多册，其中经、史、子、集占了四分之三，大部分都是线装古籍。今年第五届重庆读书月“四个十佳”评选活动中，陈朝晖家被评为十佳书香家庭。

1、废品店里淘宝

陈朝晖今年45岁，涪陵区煤矿及非煤矿山安全监察站职员，妻子周朝毓自办文化公司，儿子陈宇立读高二。从1986年读高中时开始，陈朝晖就开始收藏书籍，对线装古籍产生兴趣，则始于10年前。“2002年，我在一个废品店发现了一本线装《本草纲目》，书页发黄，有很多残页，仔细一看，竟是清道光丙戌(1826年)英德堂刊本。”这是陈朝晖拥有的第一本线装古籍，从那时起，他辗转于重庆、成都、北京、南京等多个城市的旧书店和废品店，至今，家中古籍类藏书超过3万册，现代图书万多册。

2007年以后，陈朝晖很少再搜寻线装古籍。“90%的藏书都是那5年间收集的。之前，多数人对古籍认识不够，好书两三块钱一本也没人要。而现在，一本线装书动辄几百元乃至上千元，已经变成了炒作。”

2、书房取名书味斋

2002年至今，陈朝晖搬过三次家。“每次都很麻烦。”陈朝晖说，搬家只需要一天时间，但将4万多册书籍打包装箱却要八九天。先用麻袋打包，再装入纸箱，大大小小200多箱，光是买纸箱的钱就超过1000元。“邻居都笑我，书比家具还要多，两吨位的大卡车，家具装了1车，藏书却装了4车，还怕浸水、磕碰、遗失。”陈朝晖现在的家，书房有30平方米，每间卧室都配有书柜，仍显得拥挤。无奈，他打算附近租一个仓库来存放书籍。

2011年7月，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裕纲到陈家作客，藏书之众，让他十分感叹：“专业机构收藏的古籍也没你这么多吧?”遂提笔写下了“书味斋”三个大字，陈家书房从此得名。陈朝晖说：“书味斋取自北宋大儒程颐的名句：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读书先戴手套每次翻阅线装书，陈朝晖总带着一双厚厚的白手套，这是为什么?陈朝晖说，一方面古书经历几百年风霜，非常脆弱，容易破损;另一方面，因为年代久远，辗转流落多地，书页中细菌、螨虫多不胜数，容易感染皮肤病。

陈家众多藏书中，较为珍贵的明代善本有1000册左右，较特别的有成都地区的第一份报纸《蜀学报》，由维新人士宋育仁1898年创办。但陈朝晖并没有待价而沽的打算：“在有些藏家眼里，古书是钱，在我眼里，它们就是书，是不可再生的文化。”

珍贵古籍背后的故事

“辽宁省珍贵古籍特展”正在辽博展出，此次共展出148种珍贵古籍，仅省图书馆就有126部古籍精品参展，如《抱朴子内篇》，是现存《抱朴子内篇》唯一宋刻本；又如《扬子法言十三卷》、《学易记九卷附图经纲领一卷》、《六家文选六十卷》等，让百姓一睹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风采。

记者在展览现场了解到，省图书馆藏有56万册古籍文献，其中善本古籍12万多册，普通古籍34万册，未整理古籍近10万册。省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珍本，为业界所瞩目。

为什么省图书馆会藏有这么多古籍？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省图书馆古籍专家王清原。

王清原说，这个话题得从“小白楼”说起。在长春伪满皇宫同德殿后，有一座二层楼，人称“小白楼”。 “小白楼”建于1936年，是伪满皇帝溥仪收藏书画和古籍善本的地方。

据王清原考证，长春伪满皇宫藏书总计两万多册，主要来源有清宫旧藏善本书约250种，其中包括溥仪1922年以“赏溥杰”名义从清宫盗出的210种珍本。另一部分是溥仪在长春购买和收赠的图书。

王清原说，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满政权彻底垮台，这些书画和珍本书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洗劫。

1945年8月，溥仪乘火车逃离长春到临江大栗子沟时，并未带走这些善本珍籍。 1946年1月，国民政府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趝派人把这些善本珍籍装了100多箱，运到长春，等待机会运走。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后，这100多箱图书得以运到佳木斯，交给东北日报社保管。 1947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王修将这批图书运至哈尔滨，后转交东北图书馆 （今辽宁省图书馆），延续至今。

这批图书约两万册，是伪满皇宫藏书的绝大部分。经过整理，发现其中有宋版23种，元版4种，影宋钞本两种，翻宋版3种，明版3种，其余为一般古籍副本。这批书是经过国民党方面派人挑选13箱以后剩下的。由于挑书人并不太懂书，仅凭印记，加上时间仓促，因而仍然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善本，其中如宋本《抱朴子内篇》、《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天目》里有代表性的珍籍。此次展览中观众都能看到。

此次展览中的《韵补》、《扬子法言十三卷》、《学易记九卷附图经纲领一卷》、《六家文选六十卷》等也是伪满皇宫藏书的一部分。

王清原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和党政机关派员将剩余的藏书、书画移交我有关部门管理。其中一部分书画移交到东北博物馆，其余部分散佚在长春、北京、天津等地的古物商店。

省图书馆收藏的伪满皇宫流散出来的图书，还有一部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收藏的。

王清原介绍，当时，东北局文化部派人在长春接收的流散的善本书中有 《孔子家语》、《春秋意林》、《画继》、《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等，共计23种155册，1952年拨交东北图书馆。还有1972年省图书馆从省文物店购入明版 《漫塘刘先生文集》10册、宋版 《童溪王先生易传》1册、宋版《战国策》3册。这些都是流落民间的长春伪满皇宫藏书。

据王清原估计，伪满皇宫藏书至今仍有100多种善本散佚。（本报记者/杨 竞）

傅增湘：收藏古籍数千卷

曾经轰动一时的《过云楼藏书》，就是傅增湘老先生受顾鹤逸之邀，前往苏州过云楼校对顾氏所藏古籍善本。由于顾鹤逸不准傅增湘老先生记录笔记，每晚回到酒店，傅老先生只能凭记忆将一天所过眼古籍记录下来。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傅老先生的博闻强记，凭借坚韧的记忆力，将《过云楼藏书》编入《藏园经眼录》，后被国家机构再编入《中国古籍善本目》，这才有今天艺术品拍卖市场《过云楼藏书》的辉煌。

1919年五四运动，傅氏身为教育总长，不堪忍受北洋政府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因收藏完整的宋版《资治通鉴》、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而取名“双鉴楼”。

1950年傅氏病重之时，将一生所藏挚爱完整宋版《资治通鉴》、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280种宋元刻本古籍，悉数捐给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将宋元明清通行本捐给四川大学图书馆。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元帅拜访傅增湘老先生，感谢其拳拳之心，可惜陈毅到达之时，傅老先生已然辞世。仅这两套双鉴古籍而言，就是稀世珍宝，世间无二，难以价值而论。

傅老先生可谓古籍泰斗，一生以校书为乐，所谓“日校十页”，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日不辍必校书十页。《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记》、《双鉴楼藏书续记》、《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宋金无秘本书目》、《藏园校书目》、《藏园诗稿》、《藏园游记》、《藏园续收善本书目》等100余卷。

傅老先生还为保护国宝游说，溥儒母亲病故，意将中国最早法书陆机《平复帖》出让。日本人曾以20万大洋所购，傅老先生游说溥儒，以4万大洋低价售予大收藏家张伯驹。并在其后长跋，赞扬溥儒与张伯驹的德行。

韦力收藏古籍之谈

在纸质书式微的今天，读一本精心讲述古书之美、藏书之乐的妙书。

对中式美学情有独钟的安妮宝贝，采访了著名藏书家韦力，走进他的芷兰斋，赏析千年古书，也跟着他走进阴暗沉静的古书仓库、江浙的古代藏书楼。

韦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版已逾八百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有数架。”也曾主编《藏书家》等专业期刊，并著有《古书收藏》、《古籍善本》、《批校本》、《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芷兰斋书跋初集》等。

他将我们带入一个脆弱而珍奇的文字世界。宋嘉定六年刻成的《施顾注苏诗》盛名鼎鼎，流传在藏家手中的典故各有惊险；宋刻本天禄琳琅《纂图互注尚书》细腻的黄麻纸，五色织锦封皮，七枚乾隆印章；《册立光宗仪注稿》刻成于泰昌元年，证明了明光宗朱常洛登基的艰险及短促……每一册，每一卷都看似稀薄柔软，却经得起数百年时空的穿梭和人文的审视。

韦力一共解说了10本珍藏古籍内容、版本递传、背后故事，配以大量精美的古书照片，内容严谨详实而雅趣盎然。每一册具有收藏价值的古书，都如一道魔法门，需要你有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才能从脆弱的棉纸界面穿越到古世人间。古书收藏不在于聚敛。古人把收藏叫“选学”，“如果你不能将收藏升华，只停留在聚物的层面，就没有太大意义，只是一个仓库保管员而已。”

收藏古籍的过程里也必然少不了参与拍卖，韦力的经验之谈不得不读，无论你是想投资还是自赏。当然，也有古书的初级入门知识的详解，诸如，何谓宋元本，何谓嘉靖本；何谓写刻本，何谓影刻本？何谓页眉的批、行间的校，书前的题记，书后的跋语？又如，为何古人认为手卷品位最高，其次是册页，再次是扇面，最俗是立轴？卷轴装的系统术语包括：包首、隔水、诗塘、题端。再如，装裱工艺中失传的缂丝技术究竟是怎样的？

古书在版本、纸张、装裱、刻印等方面精致至美，工匠技艺之精湛、古法用心之体贴，分门别类都值得细说。

长篇访谈之后，他们又谈愉悦，谈日常，谈童年，谈古今纸张之差，谈自己砸钱仿制古纸、刻印经典的事，也谈及藏书家从古书中获得的真知，他说自己从一个喜爱风花雪月古诗词的文艺青年，蜕变成通读经史的行家，因而懂得“中国至今为止的思维模式和体系，都是以经学系统作为主线建立起来的，对经学的抛弃是学术的没落”。

两人的恳谈不止关乎古书的拍卖、收藏等专业情趣，更涉及当代商人和文人的审美观、价值观。平凡的生活实景，坦荡的商人心得，亦是本书惹人深思之处。

韦力的专职身份是商界高管，作为一个每年投资数百万在古书上的收藏家，他却叹道，自宋元到民国，藏书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今天，如我这般小人物都能得到，对我而言是幸运，对社会而言却是悲哀。这么好的东西，如此轻易聚在一个小人物的手上。”

古书之美，若仅在美学之中，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审美层面，虽肤浅，却也是当今社会中的一种奢侈雅趣了。作为收藏家，韦力历练出一套深邃且有实据的学术观，古书也像特殊的媒介，连贯了古与今、物质和情怀，让他成为一个在现世活得有风雅亦有风骨的人，这，应该是关于古书的这场漫长修习后的意外收获。这让“收藏”这件事更内向指涉灵性，而非金钱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