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瓷带砚五联盂鉴赏
带砚五联盂
水盂是历代文人雅士在写诗作画时的不可缺少之物，从而使本来质朴自然的水盂融入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水盂，古时又称水滴。作为贮水磨墨之器皿，其发展历史可谓悠久，汉代刘韵在《西京杂记》中说；“晋灵公冡甚瑰状，其物器皆朽烂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为水滴。”此段记载似乎将其历史追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还专立“水滴辨”，他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于右军研水盂，底内有永和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其尽复磨，故有水盂。”
本文介绍的是1984年秋望江县在农村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的宋代墓葬出土的一件青白瓷带砚五联盂（如图）。当地农民见到这件器物，甚感诧异，也不知是何物，便把它交给县文物管理部门，现藏县博物馆，经专家鉴定为二级文物。该水盂通高4.5厘米，通体直径14.5厘米，每只水盂直径3.2厘米。质地青白瓷，制作较精细。这件水盂造型奇特，周围以五个大小相等的小水盂连成一圈，把一个好似圆形月亮的砚台团团地围在中央，其砚堂稍稍隆起，周围环绕有一泓水槽。每个水盂呈腰鼓形，口径与底径相若，平底，饼圈足。整个器型设计精巧科学，既具有美观雅致之感，又有实用方便之优点，真可谓匠心独运。
这种带砚五联盂的造型，究竞是怎样的构思形成的以及其制作者的创意为何？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
其－，是否从“五”字的词汇启发而来的？如古时有“ 五车”，据《 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等书记载：“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华北，五车者，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又《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后以五车称人之博学。再如“五德”，指儒家应以温、良、恭、俭、谦为修身五德。再如“五常” 指仁、义、礼、智、信。“五典” 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再如“五福”，《书？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再如“五品”，即“五伦”，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如“五星”，《 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还有“ 五子登科”“五世同堂”“五世其昌”等等，不胜枚举。由于这些词汇均具有较为浓厚的吉祥寓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为一些文人名士所崇尚，因此说，这些瓷制作者是否为符合当时文人名士的心态而构思设计的，也未可知。
其二，是否由“众星之拱北辰” 这一成语引发而来的？《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官应如此，做学问的人，又何尝能例外？
其三，是否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水盂与砚台连在一起，使用起来既方便省力，又节约时间，两者兼得，也可能是制作者的初衷。
总之，以上几点分析推测是否合乎逻辑，姑且不论，但从这件带砚五联盂的工艺制作、造型、瓷质等方面来看，均较为精细，特别是其奇特的造型弥足珍稀，尚属不多见之物，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安徽 宋康年）
四川宜宾发现一宋代古墓 出土重要文物40余件
中新网宜宾5月19日电(旦凯 杨艳)记者19日从四川宜宾市南溪区文管所获悉，18日在宜宾市南溪区滨江新城北环线道路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在作业过程中，偶然挖掘出了一个宋代古墓，发掘出陶俑、陶具等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40余件。
据介绍，得知这一消息后，南溪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施工现场周围已经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警戒线内一台挖掘机停在旁边，挖掘机前的地面上有一个长约1米，宽0.6米形态规整的长方形封口。
据当时正在施工现场驾驶挖掘机的师傅王奎介绍，当时正在进行挖掘作业，“突然听到一声响，我还以为挖到大石头了，等下车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挖到‘东西了’”王奎说，封口被打开以后，他发现里面全是一些古代的物件，于是他迅速地报了警。
南溪区文管所工作人员随后对该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清理后，从古墓中清理出陶俑、陶具以及一些陶制生活用品约40余件。其中有陶桌，器皿，碗、杯盏、陶镯、陶灯等生活陪葬品，也有动物形状的牲畜陶制品，而最珍贵的是发掘出的24个陶佣，特别是其中的一个连体佣，这对了解当时墓葬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据南溪区文管所所长颜灵介绍，在抢救性发掘中发现，该古墓内一边有三个壁龛，陶佣整齐地放在壁龛里面，同时，祭龛内还有一些陪葬的生活用品。从整个墓葬陪葬品的情况来看，说明墓主人在生前是很富足的，古墓内壁上的雕刻有天鹿，象征祥瑞，有緾枝牡丹，还有一人物，半掩门，每个雕刻都十分精细、栩栩如生。出土的文物也是非常具有考古价值，特别是其中的陶俑，个个神情怡然各不相同，每一件的纹饰都相当细腻。“从墓的形状以及挖掘出来的陶佣、器皿来看，初步判定是属于宋代的墓。”颜灵说，具体的年代，还需要文物专家进一步鉴定。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以前这里一大片全是坟地。”已经60多岁的老汉叶廷金说，这里是龙台8队，小时候喜欢这儿附近玩耍，对那儿的记忆很深刻。
“南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南北朝时期至今已经有1500余年的建城史，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对确定南溪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考古和研究价值。目前发掘现场已经停止施工，出土的文物已经登记造册，等待相关文物专家进行鉴定。”南溪区文管所所长颜灵说，如果有市民再发现古墓，请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保护文物人人有责，这是我们家乡的文化遗产。
湖南沅江村民挖鱼塘挖出三座宋代古墓葬
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近日在湖南沅江发现了几座宋代古墓葬，专家认为出土的文物有助于研究宋代丧葬习俗。
近日，沅江市阳罗洲镇村民在开挖鱼塘时发现了三座疑似古代墓葬，沅江市文管所立即将情况向益阳市文管局进行了汇报。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由益阳市文管局、沅江市文管所组成的文物发掘专家组立即奔赴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
经过专家对古墓进行细致的发掘，从墓葬的型制和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几座古墓葬均为宋代古墓葬。考古人员从几座墓葬中发掘清理出宋代的陶魂瓶、高足杯、高足碗和青瓷器等多件珍贵文物。
专家指出，这些文物的出土对研究宋代的丧葬习俗，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社会形态都有很大帮助，也对研究洞庭湖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宋代墓葬的土层下，专家们还意外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斧。
记者了解到，此次文物发掘工作能够及时、顺利的进行，与当地文管所一贯注重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和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发现古墓葬并及时报告的村民，沅江市文管所将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激发群众的文物保护热情。
宋代陶瓷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
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
宋代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宋代宫廷垄断的三个瓷窑——汴京官窑
宋代瓷窑众多，绝大部分是民营制瓷手工业，在众多的民营瓷窑之中，少数产品质量好的，地距两宋都城较近的瓷窑被宋宫廷看中，在烧民用瓷器的同时，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这类瓷窑有定窑、耀州器、钧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宋代还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质；三个瓷窑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窑。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也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一个瓷窑。关于北宋官窑也仅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一条简单记载，仅云:“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顾文荐虽是南宋人，“杂录”而以“负暄”名，应是作者老年闲居时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忆旧时的语气。所以这条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顾文的所谓“宣政间”，即是宋微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125年）。宋微宗是一个纨裤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采运花木竹石，即所谓花石纲，在汴京设一个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更属可能，宋微宗风雅自命，能诗能画，并仿制古代铜器，好古成癖，疫窑烧造他所指定式样的瓷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于汴京入金以后，有几次大的黄河泛滥成灾，宋汴京城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据古遗址钻探所得资料，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 六公尺深处。而且黄河在开封上下，河床高于地面，成为地上悬河，开封存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风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因为文献材料太少，窑的有无又不能以窑址作证。因此寻汴京官窑问题就有许多分歧的意见，迄今关于汴京官窑问题，主要三说。
一说认为汴京官窑即是汝窑。特此说的根据可能来自《格古要论》谓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但是好果比较两窑传世的实物标本，两窑烧造器物的造型并不一样，釉色也有关别。汴京官窑和汝窑是两个窑，而不是一个窑。况且，据明初人曹昭的意见也分明说的是两窑，只是他所见的某些官窑器色泽类似汝窑器。
第二说者以明清两代谈瓷诸书只说“官窑”而不言“汴京官窑”，据此否定有所谓“汴京官窑”。但此说看来也难以成立，因为南宋人写的《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提到有汴京官窑。此外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在论到南宋修内司官窑时也明说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实际上暗示了“故京”也有官窑，只是当时去北宋未远，汴京之有官窑不如后世之成为问题，故略而未提而已。
第三说则认为汴京官窑与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都同样存在。此说主要是从经较两窑传世实物与南宋郊坛官窑标本立说的，说者以传世品官窑圆洗为例作了剖析。洗的形状是器身接近垂直而微外敞，平底，里外施满釉，底部用支钉支烧，与汝窑的施釉支烧方法相同。它们之间应有某种关系，或是汝窑给汴京官窑为薄，釉色也有显著区别。官窑传世品中还有一种带圈足的圆洗，圈足宽而浅，露紫黑色胎，用宽圈足支烧，洗底没有支钉，底部处理与支烧方法与汝窑及汴京官窑迥然不同；但这类圆洗在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官窑遗址里发现了这类标本，从而证明这件宽圈足圆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产品。可是就这件洗的釉色，却与用支钉支烧的汴京官窑洗大体相同，都是粉青色，施釉较厚，与南宋叶真《坦斋笔衡》年谓修内司官窑“釉色莹澈”、“袭故京遗制”说法相合。
宋代宫廷垄断的三个瓷窑——浙江余姚越窑
宋代瓷窑众多，绝大部分是民营制瓷手工业，在众多的民营瓷窑之中，少数产品质量好的，地距两宋都城较近的瓷窑被宋宫廷看中，在烧民用瓷器的同时，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这类瓷窑有定窑、耀州器、钧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宋代还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质；三个瓷窑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窑。
浙江余姚越窑
越窑烧青瓷有悠久历史，唐人陆羽列为六大青瓷名窑的首位。五代吴越钱氏为了结纳中原中央朝廷的后唐、后普、后汉、后周以及宋诸政权，无不称臣进贡，贡物之中除珍宝外，越窑青瓷也列为贡品之一，钱氏以中原统治者贡奉之多，次数之繁以及态度的虔诚。都超越了历来地方割据政权称臣供奉的程度。越窑由于有此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钱氏立国后就把它垄断起来，年烧瓷器除自身使用和作为贡品之外，臣僚及百姓都不能使用。
据《册府元龟》、《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十七万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杂钞》诸玩条有“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纳琴”，“两傍题云，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记载。可知自吴越钱氏入朝、纳土称臣，越州窑务已由宋朝廷接收，并设官监察院烧，但设官监察院烧的时间似乎并不长。因为明嘉靖刊本《余姚志》，〈风物记·杂物〉条有“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尼外还有当时越窑所产的实物可以作证。故宫收藏越窑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盖一件。盒面光素无纹饰，仅刻文字，与五代到宋初越窑精致划花盒相比，质量相差悬殊。另一件里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丝“千峰翠色”的痕迹，此外，见于著录的腹部刻“元丰三年”年款的双系盖瓶，不过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货。这些实物标本显然都不是官监察院时期贡奉朝廷的作品。看来官监察院停废的时间也就在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间。
至于越窑官监停废的原因，据现在已知的材料推测，大约此时北方诸瓷窑中定窑、耀窑烧瓷工艺有很大的进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洁素净，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窑器更是青出于蓝，宫廷用瓷已无须取给于越州窑了。而越窑也自官监停废以后，大约也有一部分熟练的工匠走散，越窑转向民间，生产民用的大路货，产品质量下降，在竞争中，后来者居上，越窑的盛名也渐次为其他青瓷诸窑所取代。
